一回儿，“太子”吃完了午饭，酒也喝醉了，那些青年团团员就跟在他的后边，又唱又哭又叫又喊，有时，就把“太子”抬了起来。一路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哪知跟呀、跟呀，来了一千多人，他就带着进了礼堂去了。一进礼堂，他就走上讲台，做起主席来了。这一场欢迎会，真的非常热闹，其实他并没有醉，只是运用一种技术而已。

他时常领导年轻这一辈的人举行“不夜天”，一直狂欢到天明。东方日出，他才集合了那些青年举行朝会，宣布“青年的天是不夜的”口号，这些地方，显得他是一团火的人。他说，年青人要痛快的哭，痛快的笑；能哭，能笑！

苏联那个冰天雪地的北国，把这青年陶养成一种坚忍的性格。从我们这个因循敷衍的社会看来，他是有些近于怪僻特立的。就是那回到桂林良丰去应广西大学的演讲，他要自己驾车，偏巧半途抛了锚。伴着他同去的朋友，已经焦急万分，他却执拗着要自己去修理那汽车。

他试了许多回，还是不成功。一位朋友，准备去叫另一辆车，他偏要再修一回，终于给他修成功了。这样不肯走阻碍少的方向去的脾气，正是他的性格的一面。他欢喜跟朋友们猜拳闹酒，猜拳也是不认输。他可以滴酒不入口，也可以整瓶整瓶地吞。若干方面，显然他正是一只北国的熊，跟那位史太林是同志。

赣南的山岭是不容易爬的，他就穿了草鞋，每日走百二十里长路，接连走上十天，并无倦容。每天总是把那些随从的人，抛在后面。这在共产党看来，毫不足奇（共军急行军，有时每一天能走百五十里）。但在国民党看来，就近于神人了。只有年轻的人跟得上他。因此，他比较跟年青人合得来。

有一天，他从黄旭初家中宴会出来，尽自摇头，桂林那些大人物，也是标榜刻苦耐劳的，在经国眼中，还是看不惯。因此，他初到重庆，接近了那个政治大染缸，就变成遗世独立的畸人了！那时，重庆有两个畸人：一个是吴稚晖先生，住在一家杂货店的阁楼，过的是狄奥也纳① 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经国。他们两人，正是师徒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