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狂潮，串上东北局势的大变化，法币不自殒灭，连带关金券、东北券、台币，都染上了黑死病。法币几乎不能在农村立脚，农村早已回复到银元本位、粮食本位、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去；城市中的交易，也转为金条本位、粮食本位、银元本位，把法币当作辅币看待了。谁都巴望有法币头寸，谁都不敢留下那些法币现钞。

所谓法币者，就是军政费用的筹码，一边从印刷厂出来，一边就用飞机火车运出去，一边又用飞机、火车、轮船运回几个大都市来，作为抢购物资的筹码。满街袁世凯、孙中山的幽灵① 出现，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便不断如缕了。等到蒋先生知道法币的洪水，将要冲倒他自己的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1948年夏天，蒋先生忽然到莫干山去避暑了，跟着上山的，就有行政院长翁文灏、经济部长王云五。这暑避得不平凡，这两位先生又匆匆下山了。这一来，金元券登场了。金元券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本来是准备着改革币制的一种新法币，外间也早有“孙币”的传说；后来，军事情势不利，又有六省通币的说法。（只通行广东、湖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这六省的通币。）最后，决定了金元券，还是虚金本位那套理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几乎在金元券上，都有过惨痛的记录的，至今日犹有余痛的很多。

说来，还是我们这一群老百姓是老实的，明知国民党那一群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真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从皇亲国戚到天子门生，谁都伸不出一只干净的手来。那时，蒋先生就放出他的王牌来了，叫经国到上海来担任东南区的经济特派员。他是带着新赣南的政治资本到上海来的。他从不贪污，敢作敢为，不畏权贵。他的神话，引起了老百姓的种种幻想。

经国一到上海，他知道今日之事，又得运用留俄同学那些老干部了。于是高理文、俞寄虞、彭健华、徐季元重新在这一重大任务之下集合起来。他除了调集戡建大队到上海来，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从渔业管理处调用过来，也是新赣南的旧人为多。

经济特派员，究竟怎么一种政治地位呢？既非市长，权力比市长还要大；既非警备司令，他可以指挥警备司令；事实上，市长已经奉命把警察局的调遣全权交在他的手中了。说起来，倒像是明清时代的钦差大臣，有着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的。这位钦差大臣，就在中央银行楼上办公，他自己就住在霞飞路① 西头的一所私寓里。

这一回币制改革，乃是蒋先生政治生命的生死关头。经国也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到上海来的。记得那年中枢决定让他去担当新疆危局之日，他说过这样的话：“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不知他那回到上海来做改革币制的特派员，是不是也下了这样的决心？或是掉之以轻心的！

然而，一切应上了一句古文上的话：“狂澜既倒，只手难挽，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他只是打赢了第一回合，到了第二回合，便枪法大乱，落荒而走了。记得有一天，旧历的八月十七日晚上，看潮专车正隆隆过去，他的寓中，寂无声音，他摸着下巴微笑，面对着一位经济专家，这专家即是今日在大陆赫赫有名的冀朝鼎，研究第二步推进计划。

看来，金元券政策，已经渡过最大的难关，可以有稳足的希望了。哪知，那天夜半，就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了。冀先生刚走出了大门，进来的是警察局的副局长Y君，他对他作了报告，他还是摸着他那紫棠色的下巴。

有一天晚上，经国找了上海新闻界的首脑人物在他的私寓中吃晚饭。饭后，王芸生和胡健中都说了话，他也说了话，话说得很恳切。这是他在上海大刀阔斧干了以后，第二个月的事。散场时，已经午夜了。某君在车上问我：

“你们希望金元券的币制改革能成功的吧！”

我说：“不成功，那就完了！不过，理论上是应该成功的，事实上，看来是要失败的！”

他问我：“经国的看法如何？”

我说：“忽然要找新闻界吃饭，那就是快要失败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