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

4. 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朱张

这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弄清楚了，朱德、张国焘“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①。军委分会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渡江北上，并争取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

同时商定：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就向澜沧江方向进行游击活动。后来的实践证明，红二、六军团渡江北上，符合当时党和红军提出的战略方针，适应了全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

其后在1961年，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为什么过金沙江？第一个电报有争论，叫我们准备生姜、辣子、衣服等，我们不同意。第二个电报指出了五个渡口。第三个电报命令渡江。这是有命令才走的。一部分同志不愿过，理由只有一个，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个。你讲二、六军团（在金沙江以南）能否有发展？利用军阀矛盾，利用广大区域，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都可以去嘛。湘江、沅江都挡不住我们。……最后一个命令才过江的。”②

萧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也说：“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委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他还在《红二方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文中说：“虽然朱德、张国焘联名来电，名义上是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他们二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是妄图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

如前所述，当时红二、六军团本来还想在滇桂黔找机会消灭敌人，打回湘赣苏区。但敌军吴奇伟部尾随上来，红二、六军团总部接到电报后开会，决定不能打了，只有走，从金沙江上游渡江同红四方面军合会。

红二、六军团决定先向昆明虚晃一枪，然后急速北进飞渡金沙江，3月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兵两路向云南中部急进。红二、六军团于4月6日攻占寻甸，8日抢占普渡河；王震和萧克率红六军团则经白岩、羊街、可朗等地向普渡河前进。蒋介石慌忙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共军总司令”，指挥李觉、郭汝栋、樊崧甫和孙渡4个纵队继续进行“追剿”。此前，4月3日，我军先头部队刚渡过普渡河，敌孙渡纵队的一个旅就赶到河边封锁了渡口，企图和其他各路追军围歼我军于普渡河以东地区。

我为粉碎敌人围歼计划，红二军团第五、六师于4月9日由可朗折回六甲地区反击敌孙渡纵队，经过竟日激战，击退敌人两个旅的进攻，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我红二、六军团随即由普渡河南下富民以东，继又转向西进，准备在丽江、石鼓一带北渡金沙江。这时龙云急令孙渡、李觉、樊崧甫三个纵队尾追，郭汝栋纵队从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妄图先我控制金沙江北岸，将我军围歼于金沙江南岸的鹤庆、丽江地区。我军不顾敌机的骚扰、轰炸，红二、六军团仍即分兵两路日夜兼程前进。左路军红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今南华）、祥云、宾川；右路军红六军团进占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并于4月2日在宾川同红二军团会合。我军奋勇前进，23日进占鹤庆，继占丽江，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直抵金沙江边石鼓至巨甸地段。红二、六军团前卫和后续部队共找到7只船，还有自制的竹筏、木排，开设了5个渡口，从4月25日夜至28日黄昏，17000人全部渡过金沙江。红军刚刚渡过金沙江，蒋介石的追兵就到了。滇军追到石鼓，只在江边看到红军写下的大字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面对对岸的红军，敌人也只能怨天尤人，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