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刃剑之四：造神运动

C：透过诸多知名民营企业大起大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媒体与舆论的非理性作用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企业红火时，是一片赞誉之辞：资本运作的魔术师、优秀民营企业、××模式……这些无疑是企业的“免费广告”，加速推动企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但一旦企业陷入困境，却是铺天盖地的反思、质疑。前后的态度可以说是常常会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A：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一直以来，速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媒体和舆论最为认可的企业发展模式，因此每当一个企业处于高速扩张的发展阶段时，人们往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繁荣，并不断夸大，看不到掩盖在表面下的各种问题，或者说企业潜伏的危机。空气中充满了浮躁的气味，一不留神成为百万富翁的神话频频上演，此模式彼典型陆续登场。我们常常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判断而没有对企业理性的认识。

B：缺乏理性的判断，就难以造就企业健康成长的氛围。企业家面临媒体的吹捧和市场的巨大诱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扩张，如何迅速膨胀。企业在舆论加政府力量的推动下，攻击型的思维占主导，防范型的思维居于次席。巨人集团在大跳跃、超常规发展的理念下，将巨人大厦的设计高度一拔再拔而忽视财务上的危机信号。但是神话人物终究有回到凡间的时候，一旦“风向”有所转变，媒体和舆论就马上由“捧杀”转为“棒杀”。三株集团因为一则口服液中有老鼠的媒体报道而陷入了危机，秦池酒厂在媒体助力中把“广告标王”的威力用到极致，却因一则“川酒勾兑出来的秦池”报道而陷入四面楚歌。这些如日中天的企业如此不堪一击。这些事件的发生已过去了好多年，但新崛起的民营企业似乎还在不停地重复过去失败企业的路子。

A：危机潜伏的隐蔽性就像恶性肿瘤总是隐藏得很深，一旦发作，难以治疗，乃至于轰然倒下。任何事情都不是空穴来风，绝大多数危机在爆发之前都有一定的蛛丝马迹可以查寻。在“造神运动”中这些迹象、真实情况都很容易被掩盖。因此企业一定要建立危机预警系统，不断检测企业环境的变化与风险隐患，当来势凶猛的危机突然降临时能自如应付。李海仓事件其实是天灾人祸，在这个突发事件面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没有日常基础管理的日积月累恐怕就不易招架得了。

B：落脚到企业本身，就要求企业面对大众的非理性的时候，面对鲜花和公司上上下下崇拜的狂热气氛时，多一份自知和自制，多一点科学的精神和理性。有些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推崇封建文化，搞个人崇拜，看起来是企业，实际上从里到外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帝国”。这样的企业不及早脱胎换骨，早晚会轰然倒塌甚至贻害社会。

A：任何繁荣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而比危机更可怕的是企业领导人认识不到危机的存在，研究成功企业的失败也许比研究成功企业的成功更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对“造神运动”，民营企业家最需要自省自醒。

双刃剑之五：先富阶层的从政情结

就在李海仓被害的前一天，2003年1月21日，资产超过8亿的民营企业家、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以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身份当选这一职务的。（摘自《中国商报》）

C：国内外林林总总的财经杂志，似乎都在近年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投向了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先富阶层，各种排名层出不迭，造成这种关注的诱因无非是两种：一个是先富阶层的崛起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意义；另一个是先富阶层自身修养上的欠缺，即“企业家营养贫弱症”。

A：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有一种说法：第一代民营企业“老板”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农村。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

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私营企业家必将产生越来越深的从政情结。从政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从政带来的社会地位的承认以及经济运营的便利。做戴上“红帽子”的“红顶企业家”，个人价值与社会地位“双丰收”，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典型模式。

B：民营企业家，或者说先富阶层的从政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民营企业家阶层日益发展壮大，他们之间的共性特征日渐突出，他们自己也在逐渐形成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关心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私财的安全，就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套用一句常用的说法，这叫做“以经济壮大促进政治地位，以政治地位拉动经济壮大”。同时在政府决策咨询过程中，必然要听取这一阶层的声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C：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重视，那就是与日益提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相适应的自身综合素质提高的问题。戴上“红帽子”后，企业家的视野从个体上升到了公众的层面，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公众利益的关注以及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就成了民营企业家的一堂“必修课”。

A：为什么会有仇富心理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红眼病”；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民营企业家自身找找原因：我们做得是否足够好？我们是否合法经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对民营企业家约束少，监督比较薄弱，不像国有企业有组织部、党委、职工会等各类机构“盯住”，基本上是“一言堂”。中国民营企业不断创造财富，却常常背负着为富不仁、无情无义的恶名，忍受贫富差距拉大的非议。其自我约束力、社会责任感、思想道德水平是否能与其先富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身份、政府与社会提供的资源以及发展空间相称，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家能否树立公众信誉和品牌、保持持续发展优势的前提条件。

C：民营企业家经济地位本来就高，现在是政治地位也高了，“有钱又有势”，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高了，与老百姓贫富差距、地位差距都同时增大，处于越来越优越的地位。要知道中国有近亿人还处于贫困生活状态，这一群体的绝对量与相对量在任何时候任何层面都不能有丝毫的漠视。这些民营企业家的综合实际表现如果不尽人意，社会公众该怎么看待？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压力和挑战反过来催生民营企业家的成熟，迫使他们能更多地回馈社会，更加重视社会责任。

A：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已经具备了宽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具备了一定的自省意识，这也是他们能走上政治前台的重要原因。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限制的条件越来越少，什么都可以做了，政府、社会、方方面面对我们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的不足在哪里？”。这可能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要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本文发表于2003年3月份，所有素材仅限于当时的媒体报道和背景材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