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任务的执行者在任务级谋略之中最重要的是养成凡事谋定而后动的习惯。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只有对环境的正确判断，才能运筹有效的谋略；只有成竹在胸，才能处变不惊，进退自如。这一切都源自事前认真周密的谋划。任务级谋略的运筹过程，实际上就是行动计划的形成过程，正如《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些经理事前疏于谋划，甚至以“商机稍纵即逝”为借口草率决断，寄希望于侥幸，寓存亡于偶然；决断之时一意孤行，猝然临变又方寸大乱。殊不知，对于企业来说所谓的“稍纵即逝”的商机往往多是陷阱。企业如果没有抓住某种机会（通常是产业演变的大机会），往往会慢慢死去——而这样的机会是不可能“稍纵即逝”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抓住某种机会，企业还有周旋的余地。但是，贸然行事却极有可能迅速陷身万劫不复的绝境。

如果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不兼顾组织核心价值观的体现，那么就极有可能“赢了战争而输了人心”。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但承担行军打仗的军事任务，还需要承担发动群众的政治任务。所谓发动群众，就是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价值观，使他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然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队伍中也曾流行过“纯军事观点”：“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后来经过以毛泽东的努力，这支军队才逐渐学会同时肩负军事、政治和生产的三大任务，即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阵营内的各级组织或个人在完成任务时都无不恪守着共同的价值观，他们虽然重视任务完成的结果，但同时也重视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是否以共同的价值观作为行动准绳。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远见问题。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在赢得斗争的同时也赢得了人心。

在楚汉相争中，项羽的军队虽然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所到之处却大肆烧杀掳掠，甚至一次就活埋了20万秦兵俘虏。这个令人谈之色变的惨案直接决定了项羽无论赢得多少次战争也不可能最终赢得天下人心。刘邦则不同，他在入关中后就“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严格约束自己和军队的行为，做到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仅如此，刘邦还废除了秦朝的苛法酷刑，使民生得以休养。正因为刘邦能赢得天下人心，因此每次都能在遭受惨败之后迅速恢复元气，最终灭楚而一统天下。

同样，企业的经营活动如果仅仅追求利润或销售指标的实现而忽视核心价值观的缔造和体现，那么就无异于杀鸡取卵。

1995年科利华在销售高中版教育软件《电脑家庭教师》时居然大张旗鼓地向用户承诺“落榜赔款”的政策：学生买一套价值1800元的高中版教育软件，如果1年或者2年后，高考分数在大专自费线以下50分内，科利华承诺退款2000元。

科利华此举的背后有着“精明”的算计：首先，“50分内”的规定就排除了那些学习成绩一无是处的学生。其次，即使1年内就有20%的人符合退款条件(另有一部分人——购买软件时还在读高中一年级——则要2年后才可能涉及退款的问题)，这些人中也有一部分是想再复读的、把产品转给亲戚朋友、怕麻烦的、或者是在购买时就根本不相信会得到退款的，他们都会放弃索赔。如此算下来，真正够退款的只会占用户总数的5%。最后，即便是真的给他们退款，科利华还在事实上无偿占用（如果软件发生了损毁，当然是不会退款的）了他们的资金达1年之久，也就是说如果1年内有1万人退款，科利华则相当于获得1年期1800万的“无息贷款”。

科利华确实因此而大赚了一笔，但在其后几年中却因为一度因为涉嫌“欺诈”和“虚假宣传”而被人起诉。也正是从这个时候，“科利华”的名字就总让人与诸如“欺骗”或“言而无信”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科利华从一开始就为其“神话”的破灭埋下了火种。

一家高瞻远瞩的企业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员工为了实现绩效指标而无视组织的核心价值观，IBM甚至规定其员工不得通过揭露竞争对手的弱点来实现自身产品的销售。从长远来看，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价值观深入人心的程度，如果企业放弃了在市场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就无异于主动放弃了可能建立的客户忠诚度，主动放弃了建立牢固市场地位的可能性。这显然是每家企业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这家企业的经理们还没有完全丧失清醒和理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