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我一直很乐观。我确信双方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进而达成协议，否则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利。

今天，我会见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观点和我的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他们很坦诚地向我谈他们的观点，我也很坦诚地向他们谈了我的观点。我希望你的报道同样也能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了解。

在实施分税制时，我们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在银行业改革方面，我们邀请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内的很多外国专家帮助我们起草《中国人民银行法》。我们主要吸收了三方面的经验：第一是美国的经验，第二是日本的经验，第三是欧洲的经验。我们主要借鉴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美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不过我们也考虑了日本的经验。日本也是一个东方国家，特别是在财政投资和融资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试拿日本举例，日本的财政部负责财政和银行业，而我们有一个财政部和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与美国的做法类似。

记者：如果中国想有一个独立的央行，那么能有一位副总理主管吗？

朱镕基：不管我是不是央行的行长，财政和银行业的责任交给了我。在实施银行业改革时，我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和专家来讨论。讨论过程中，各国的银行家都试图说服我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央行是最独立的。因此对我来说，很难判断哪一个国家的央行最具独立性。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指它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我是不是行长，中国央行的独立性都会得到保证。

关于外国银行是否应该被允许在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的问题，我们已有过多次考虑和研究，我也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向我提建议。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当前的节骨眼儿上，我们需要慎重对待此事。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各家银行还远不是商业银行，实际上在中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所以，在这个时候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将导致不公平竞争。然而，最终我们会考虑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但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是允许试验。换句话说，当前我们所做的只是挑选一两家外国银行或少量外国银行在这方面进行试验，然后逐渐地展开，当中国的银行真正成为商业银行时，我们再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

记者：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真正现代的金融体制？

朱镕基：这是一道测验题。可能3、4、5年吧。

记者：你已经在时间上对我很慷慨了，那么让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职位赋予你协助引导改革的使命，这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你对你的职位所带来的机遇有何感受？这是打造中国的未来，也是更大意义上的推动世界经济在今后多年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镕基：在国务院里，我是李鹏总理的第一副手；在中国共产党内，我是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但对于制定决策、设计改革方案以及落实改革措施，这一切都要由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来决定。当然，由于我一直以来把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工作中，我的观点大概能对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以及国务院有影响，但没有一项决定是由我个人作出的。

上一次，《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她在文章中把我描绘成一位“经济沙皇”。实际上，我不喜欢“沙皇”这个词。

记者：那你如何描述你自己呢？

朱镕基：我会说，我只是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中国的经济工作。我参与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领域制定决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重大失误。此外，我对我们改革的前景十分乐观。我的职务叫“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