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跟你们美国的，被你们称为“拯救了世界经济的三位marketeers（市场管理者）”——格林斯潘先生、鲁宾先生和萨默斯先生进行了交谈。格林斯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建议说，你们应该把社会保障机构同国有企业分离。我说，我完全同意。他告诉我，你还必须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银行本身分开。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刚才跟麦当那先生讲，日本人谈论了很久怎样建立bridging bank（搭桥银行）来解决他们的坏账问题。我相信，中国的坏账比例没有他们那么高。但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他们建立了搭桥银行。中国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已经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分出来了。这样有利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改善，同时也有利于回收不良贷款。总之，我认为美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学习。在这一次访问中间，我们也确实学习了很多东西。

在我们即将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之际，我要向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他们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要对美国人

民在我们访问过程中间给予我们的深情厚谊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向在座的诸位朋友对我所表示的如此热烈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

美国前商务部长霍伯特·弗兰克林：感谢主席先生，感谢总理先生。今天很荣幸你能光临此次晚宴。美中未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达成最终协议显然是令人失望的。我高兴地得知你今天与总统先生通了话。在你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公开发言中，显示出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困难？

朱镕基：我非常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实会在中国遇到困难。因此，我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做了最大的让步，但是香港的报纸说，我到美国来就是给克林顿总统送“大礼”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对克林顿总统很不利，这会被说成是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但是老实说，我们确实是做了让步，而且是相当大的让步。是不是我们非要加入WTO，没有WTO我们就活不下去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谈判了13年，在这13年中间，中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等下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让步呢？第一，我们是从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的。在当前，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对中国不高兴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达成这个协议，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推动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建立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第二，是由于邓小平先生所奠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对于加入WTO以后所引起的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市场所带来的冲击，现在的承受能力大大加强了。同时，中国人民的认识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只有引入这种竞争的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发展，促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大前年，我跟乔治·费舍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罗伯特 · 福迈茨：首先，朱总理，让我和主席先生、弗兰克林女士一样，欢迎你今天晚上的光临。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几年来你们在中国一直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关于法制改革的问题。在你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你强调了加强法律制度和法治。我想请你谈一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及在未来几年中对人民、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