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9〕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10〕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尖锐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王洪文这几个人，也曾想解决他们的问题。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批评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毛泽东还埋怨江青，说他已经是81岁的人了，江青一点“也不体谅”。4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送来的准备让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党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不懂马列”的人不是别人，指的正是江青。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各位政治局委员的面公开批评江青。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江青：“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劝江青这四个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12月24日，毛泽东再次提醒这几个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再一次表示了不满。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照样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指示政治局讨论这几个人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12〕

江青有野心，这一点毛泽东是清楚的，所以，他早就料到，江青将来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别人只不过是敷衍她而已，在他死了之后，“她会闹事”。

可惜，毛泽东逝世前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他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政治局委员都非常清楚。这从后来华国锋、叶剑英的几次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更坚定了他们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10月1日，华国锋、李先念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考虑到舆论工具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在会场上将这几个人抓起来，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进行宣传，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混乱。所以，华国锋建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李先念表示赞同，他对华国锋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13〕

第二天，叶剑英在同汪东兴谈话时明确表示：“‘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赞同地说：“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下去了，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在这次谈话中，叶剑英决定“摊牌”了。他说，这几个人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14〕

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汪东兴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召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据武建华回忆，他们在讨论方案时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把握江青等人的心理。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地想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大权抓到手。他曾要李鑫汇报过有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所以，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出版一事，这将对张春桥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一定会来参加会议；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以前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的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因此，《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通常都在怀仁堂开会研究。这些规定，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清楚；三是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参加的，张春桥和王洪文无法推脱；四是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15〕

纪希晨在《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李鑫说：“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他还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于是，李鑫提出起草以下三个文件：一是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是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三是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已经拟好了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解决“四人帮”的顺序为：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然后依次处置江青和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