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华国锋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上就没有按照“两个凡是”去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便写信给中南局书记陶铸：“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39〕“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单位竖起了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后，责令中央政治局出面“加以制止”。提倡领导者死后要实行火化，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而且还签了字。可是，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却把“两个凡是”丢在一边，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实用主义”来解释。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

七天之后，即5月9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甚至提出，在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1〕

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倡导“两个凡是”。8月12日，他在政治报告中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极为充分的阐述，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他把“四人帮”的罪行归结为“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一来，同江青这伙人的斗争，就变成了“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无疑是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就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它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却又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的。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依然重申了毛泽东说过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甚至表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还声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华国锋又一次强调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进而解释说，这个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华国锋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两个凡是”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自己为此作过检讨，也因此而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4. 邓小平复出始末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锢起来，冒着被暗害的危险。而他的复出又是同“天安门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成了当时两个敏感的话题。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诉毛泽东，现在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他由此认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起来，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让邓小平主持通过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随之而来的是，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

1976年2月，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华国锋分批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甚至认为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还是留了一定的余地，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