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考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电讯，称：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有个工厂文化班的学员过去只有30多人，最近猛增到300多人。广大考生普遍反映，“这次高考，提高了思想认识，增长了知识，更坚定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的决心，收获很大，考不上心里也高兴。许多青年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考完以后，回去就制定了自学计划，更加有计划地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60〕

考试结束之后，考生又是怎样想的呢？上海的一位报考英语专业的青年这样说：“如录取，我决心进一步学好英语和其他外国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事更多的外文翻译工作。即使不录取，我也安心在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加倍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北京的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的中学教师表示：参加这次高考，对他的学习是很好的鞭策；即使考不上大学，今后也要发扬这一段刻苦学习的劲头，学习更多的知识，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61〕

1978年1月，高考录取工作开始。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次新生录取能否真正做到择优录取，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1月28日，教育部的一位负责人就高考录取工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对录取工作表示相当满意，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新的招生制度，确实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平均分数为317分，有5人的数学成绩是满分，2人为99分；在广西录取14名新生，平均分数高于300分，单科成绩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绩为290分，最高分为340分，平均每门课85分。“这就是说，经过政审和体检，如果德育、体育条件相同，文化考试成绩仍是择优录取的重要依据。”〔62〕

《中国新三级学人》的作者钟岩采访了时任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考务组组长的利峰，谈了北京市当年的录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观念，不论出身、年龄、地位，只看分数。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从这儿迈出了不大却很关键的一步。当时录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绝了“后门”了吗？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说：真没有人“走后门”，够分才能上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考务组长，党的干部，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业后就在北平党的城市工作部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邪的歪的我不会，就是市委领导发话，说得对我执行，说得不对我也敢顶。这种想法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各所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都这样互相感染，互相监督。

钟岩问道：听说前党中央总书记的儿子因为分数不够也没有被录取？

利峰说：确有此事。另外，当时刚卸任的北京市市长的女儿只差几分，1977年没录取，1978年再考，才进了一所医学院。有人提过几句，是不是照顾一下？但是那位领导以及秘书 没有提。我们多数人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对的，不论当官还是当老百姓，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的人很自觉，没有人递条子，有问题顶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贺龙、朱德等同志的后代，也要参加考试够分才能入学，分数不够除非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总共就照顾了四个人。“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譬如，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平反，但他的四个子女都在同一年里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女儿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听说在动乱的年月里，即使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人，她也还是坚持读书，所以她得到了报偿。有个老同志两个孩子也考得很好，当时我们还做了许多工作，反对把父亲的问题算到子女身上。同时，对那些够了分数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们也排除阻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有个考生的母亲天天来招生办坐着，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右派而不能录取，这位母亲说：“我们当右派受挫折都没有像儿子够分数而不录取这么难过！”还有一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还有的学校不愿招女生。怎么办？我们就去找白介夫副市长，为这些孩子呼吁。白介夫亲自召开市属院校会议，要求录取！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马上向各校送档案。

钟岩说，人们都清楚，当时是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人们太痛恨封建的血统论和特权思想了，因此自发地追求平等。

利峰表示赞同，她说，一方面我们这个单位没说，就是我们自身也不例外，我的女儿当时没考上大学，后来是凭自身的努力，自学拿到文凭的。从另一方面看，77级的考生素质真是好，根本没有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63〕

教育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各级招生委员会，按照新的招生办法，严格地进行了统一考试，并根据录取新生的最低分数线进行初选，提出了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他举了浙江省的例子，说这个省的群众反映本次政审、体检名单有两个硬碰硬：一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干部子女选上是硬碰硬，没有选上也不搞特殊化。嘉兴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和招生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子女这次考试成绩在最低分数线以下，初选没有选上，他们都表示要严格按政策办事。所以，群众反映说：“领导干部这样坚持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二是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名单，硬碰硬。吴兴县北里公社这次参加高考的共有19人，两个公社干部的子女参加高考，都没有选上。相反，普通群众的子女参加高考，都选上了。群众反映说：“现在只要符合国家要求就能选上，哪怕一家选两个也可以，这样才能真正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64〕

重视考生分数，会不会被说成是“分数挂帅”？教育部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在政治、身体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重视考生的文化水平，录取分数高的，也不是什么“分数挂帅”。相反，正是坚持了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65〕

不可否认，在录取过程中也有个别干部和招生人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山东省莘县古城公社教育组组长、考点负责人李明河，其子女分别参加了大学本科和中专的文化考试。考试之前，李明河利用职权密谋策划，对部分教师、监考人员和考点服务人员作了交代。考试开始后，他以巡视为名进入考场拿走试题，交给事先安排好的教师，让其为自己的子女做题，然后由李明河本人及考点服务员送入考场。李明河之子的政治、语文、数学试卷，其女的全部试卷，都是由他指定的教师代做的。该县大多数考生和教师，对李明河的行为表示极为不满。考试结束后，群众纷纷写信揭发。中共莘县县委及时做了处理， 对李明河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

无独有偶。山东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他的女儿是该县郑口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事先没有参加学校的选拔考试，不符合报考条件。但是，马连宝为了让其女儿上大学，从报名、考试到初选，进行了一系列的营私舞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