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四人帮”搞的那套“脸谱主义”，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那就滥用得更加出奇了”。反面人物不仅面目灰溜溜，甚至衣服也是灰色的，“以至他一出场，连小孩都立刻知道这是个坏蛋。这不是在教育读者怎样辨别好人或坏人，而是在腐蚀读者本来还有的辨别能力。”

所以，茅盾表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从理论上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强加于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的精神枷锁，则是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首先必要的步骤。与此同时，供应广大读者以优秀作品，则又是粉碎精神枷锁、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必要而且有效的保证。”〔75〕

座谈会的消息和茅盾的文章见报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副主席表示不满。他甚至责问《人民日报》：你们批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专政”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怎么能推翻呢？

但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并没有因为这位副主席的指责而停顿下来。紧接着，《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又邀请在北京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露江青同林彪勾结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

进入12月份，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势头更为强劲，《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贺敬之、丁玲、巴金在11月21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也连带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认为刘少奇干扰和破坏了文艺工作。在刘少奇还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两个凡是”没有被推倒的背景下，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不可否认，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新局面，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随即登上中国文坛。

就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后不久，该杂志第11期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教师看了小说之后，颇为感慨。这位教师也是班主任，体会可能会更深刻一些。正如这位教师所说，或许是工作岗位相同的缘故，所以，“一看到《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的小说《班主任》，就信手翻开了书页。”“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这真是一个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的开头。读下去后才发现，“它与我猜想的决然不同，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是却引人深思，震人心弦。”

这位教师认为，小说的作者“把故事的背景安排在1977年春天，寓意深长。严冬摧残，祖国的幼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春回地暖，有园丁的辛勤培育，它们将会蓬勃地成长起来，为祖国更美好的春天增添色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76〕

刘心武当过1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班主任》写于1977年夏，素材就来源于刘心武当教师的体验。据刘心武回忆，他在出版社当文艺编辑时接触过两部小说，其中一部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当地农村修路的故事。当时，“两报一刊”刚刚提出了“两个凡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这个标准，小说《大路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才行，可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怎么办？于是，刘心武特意跑到那个村子，告诉那里的农民，如何这般地编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惜，任凭刘心武怎样解释，农民就是无法圆满地编出这样的故事来。结果，《大路歌》自然也就不能出版了。这件事给刘心武的触动很大，他由此产生了放弃胡编乱造、力求写真实生活的想法。

这年夏天，刘心武在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偷偷地创作起《班主任》。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77〕

写完之后，刘心武自己看了一遍，难免“心里直打鼓”，因为他明白，这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发表欲的强烈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打算把稿子寄出去。没想到，在邮电局却遇到了麻烦。那位女工作人员把刘心武的大信封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信封，便神情严肃地告诉刘心武，稿子里不能夹带信件，否则要收一元钱。刘心武一想，这可就划不来了，因为稿子当印刷品邮寄不过才几分钱。这位工作人员居然要一元钱！一气之下，刘心武索性不寄了。随后找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拿出稿子，“再仔细看了一遍，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最后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78〕过了几天，他找了另外一家邮电所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最后，由张光年拍板，这篇小说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映颇为强烈，尤其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影响就更大了。那时，《人民文学》每发行到一处，那里的读者就会来信。从当时的反映来看，褒贬不一。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这些著名作家，“很快站出来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批评说，谢惠敏这个人物歪曲了团干部和进步青年的形象。也有人表示不满，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一片光明。有人甚至给有关部门写信，指责小说是“解冻文学”。

这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又在大力介绍《班主任》，称刘心武是中国“伤痕文学之父”。而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当事人侧目”。因此，刘心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79〕

就连外国人也有同感，多年之后，有位日本朋友见到刘心武还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了？”

应当承认，刘心武写这篇小说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20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有‘闯禁区’的意识。因为，如果我还是个中学教师，可能我不懂；但那时我当编辑了，在那个敏感的圈子里，我知道有话要说，知道有点儿冒险，也感到有点儿怕。”〔80〕当他寄稿子的时候还想到其中的危险，正如他所说：“我的政治生命也全在这里面了”。〔81〕以致20多年后，刘心武回忆起来还觉得“恍若一梦”。

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祈求的文章。”〔82〕

对于这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有较高的评价。荷兰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样写道：“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称赞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书，应推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83〕

国内的一位评论家在谈到这篇小说时也颇为动情地说：“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84〕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是青年作家卢新华于1978年8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定下来的。小说通过上山下乡知青旺晓华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和“血统论”给社会造成的伤害。

小说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争论。陈荒煤评价说：“《伤痕》排除了‘四人帮’的毒焰，一扫帮气作风，不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选取了一个触动千千万万读者心灵的题材。”

“伤痕文学”推动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进而推动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