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回忆的时间是在6月初，当时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开展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发言，论述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会后，经别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并约我写文章，但没有提出题目，因而我于1977年9月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给了王强华。”〔27〕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胡福明有过详细回忆。据他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了。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出一个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原理来。“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做先验的东西，无需经过实践检验。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是先验的，不需要检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于是，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主题。

文章从酝酿到完成，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成型。7月底，初稿已经完成。据胡福明说，这篇文章，是他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到1977年6月至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于9月寄给了《光明日报》。

胡福明寄去的这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学说、理论、路线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则应予否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觉地根据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学说，证实、发展真理，修正错误；（三）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是唯心论，流毒很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

可是，文章寄出4个月后仍没有消息。直到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一封信和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文章已经粗略地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此外，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胡福明却有自己的看法，在作了一番推敲之后，他认为，这样写不会有副作用。至于坚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的主题，“也不宜改变”。所以，他第一次对文章“修改得很少”。为避免授人以把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胡福明按照王强华的建议又作了几次修改。

3月13日，王强华致信胡福明：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联系实际较少。为了使文章更具有战斗力，“请适当增加联系实际部分”。他在信中还说，由于“四人帮”多年来靠片言只语吓唬人，使得一些人“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从概念出发，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他希望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考虑能否把这样意思的话写上”。〔28〕

根据王强华的建议，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又加了一大段文字，其中提到：十年间，“四人帮”主观主义横行，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明知不符合实际，也不敢从实际中引出新结论；遇到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翻书本、找语录，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不问能否做好工作；“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胡福明还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4月2日的清样出来后，“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作标准”等几句话却被删掉了。这几句话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编辑为什么把它们删掉了？据胡福明推测，编辑之所以这样做，表明他们“既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又不便把话说得太明白。”〔29〕

这时，还有一个人也在写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应《人民日报》之邀，写了一篇题为《哲学和宗教》的文章。

此前，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张德成以“张成”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这篇文章并不长，不到2000字。作者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他说，哲学家们曾提出过各种真理的标准。笛卡儿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清楚明白的，才能叫做真理。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清楚明白”，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王阳明把“良知”定为真理的准则，“那就是一切凭良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其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用主义者声称，“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基督教徒们则把耶稣的话奉为真理，一切都要拿《圣经》作标准，《圣经》上反对的就不许做。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就在于“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也指出：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再三强调：人应该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文章认为，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完整、最深刻论述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文章由此强调，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当他们要判断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时，不管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是“看书本上是怎样讲的”。这些同志不了解，即使书本上讲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