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的李立三等人，参与发动和领导的最大一次斗争，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这场斗争最后直接导致了李立三等人的提前回国。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在国内募捐到40万元，并争得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准备在法国里昂筹建一所中国大学。对此，法国朝野极力赞成，法国政府拨给里昂炮台作为校址。该炮台是1840年建筑的，背靠高山，距里昂市步行约十多分钟路程。原址为圣提爱内堡，系里昂的要塞。房屋极为坚固，占地约七八十亩。至1921年8月已修理房屋96间，未修者约112间，每间可住4人，若依法国寻常学校布置，则每间可住8人，总计可容1600多人。

可是，正当学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吴稚晖却突然换了一副嘴脸，一笔勾销了中法大学的创办同勤工俭学生的关系，甚至公开宣称“中法大学不是栖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从而杜绝了勤工俭学生入学的强烈愿望。当时有消息传闻，吴稚晖在国内招收了有钱有势的官僚贵族子弟100多人，以官费去法国顶替勤工俭学生入学，并将于9月下旬带到里昂入校。兼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拒款运动”的胜利，也触怒了法国的统治阶级。9月3日，法国政府发出通告，宣布自9月15日起停止发给勤工俭学生维持费，一下子断绝了勤工俭学生的生路。

在既入学无门又断绝生路的双重压迫下，一场矛头直指中法两国政府，争取“求生存、求学权”的政治运动，即著名的“争回里大”运动爆发了。

在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停发维持费后，“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克鲁梭的勤工俭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在9月5日就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各地同学立即响应行动起来。随后，赵世炎、李立三致函蔡和森商议联合行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不久，他们集中到巴黎，组成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实现了勤工俭学生大团结的愿望。”

1960年9月3日，李立三在对赵世炎的回忆中写道：

这时，我同赵世炎等同志商量，定要搞一个运动，来反对吴稚晖这些人，争取里昂大学招考勤工俭学生入学。我们提出，要争取比国内来的学生先到里昂，强占校舍。一方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另一方面与蔡和森同志联系，他们都一致同意。

李立三他们于9月5日向留法同学们发出的《通告》中还明确了行动方案，大致是：

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学组织筹商办法，选举出办事人员；

第二步即由各处团体产生一全体争回里比两大运动的同盟；

第三步即向法国方面及中国在法各要人运动，请为有力之帮助，并向里比两大学之当事人作正式之谈判，据理力争，总期以和平达到争回之目的。

李立三、赵世炎为争得进里昂大学学习，还广泛进行了舆论动员，他们在《求学运动》第3期中写道：

举千数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顿其精力于煤炭铁屑之中；或以最低生活费集而豢之于巴黎附近。工作既同于牛马，豢养又等于鸡豚，受之者能无冤乎?施之者能无罪乎?视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心者，又岂能逃于别有肺肝之责邪?

“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与中国之需求相权，其能等量齐观邪?当今中国所需求者为大学者，为大工程师，而勤工俭学所得，充其量仅得为东麟西爪、片纸只字之垃圾堆，鼓锉掺锥之机械人，则长此以往将何益于中国社会?若仅以垃圾堆、机械人自足，则在国内亦尽有其机遇，又何必倾中人之资逋逃万里为?

这时，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响应克鲁梭同学的倡议，组织了各省勤工俭学联合会，并向各地工场学校发去通告，让各地都派代表集中到巴黎，商议他们的生存和求学两大问题。

李立三、赵世炎等在克鲁梭做工的同学于9月12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这次的主张更明确、更坚决，其目标有两项：

1．我们争回里比两大学的运动是在使两大学能合于全体勤工俭学生之需要，绝对不是使勤工俭学生迁就两大学：［注：“比”指用庚子赔款在比利时设立的中国大学］

2．我们争回两大学的运动，其目标是全体的，绝非部分的。

根据上列主张，他们还就入学问题、经济问题、课程管理及学校内部组织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同时，他们还回应巴黎同学的通告，提议了几件事情，要紧的是，他们不赞成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而弃掉现在法国情状下的各地联合于不顾。他们建议在巴(黎)代表委员会，“将争回里比两大的旗帜，打得鲜明。因为，问题紧急简要，易于号召。”

与此同时，李立三等在克鲁梭勤工俭学的同学151人，还联名给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中国驻法国副领事李石曾发去一封长信，阐述了要求进入里比两大学学习的急迫心情。

在李立三、赵世炎的第二次宣言发表当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用法文向留法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通告，宣布：凡入校生必须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者。

这个通告实际上等于是向勤工俭学生“宣战”了。“通告”说招收中国学生的目的，是在养成教授、科学研究和其他学识运用的三种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学生很难有这种资格，尤其是说“非有财力上相当的保证，断难入此学校”……这更是给勤工俭学生一个最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