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穷而匕首见，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达成“共识”：要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强行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一艘邮船底部，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绒衣裤，像犯人一般被严加看管起来。

“当时军警突来，计武装兵约百人，荷枪上刺，如临大敌。又警兵百余人，手持利刃，胸怀手枪，势更凶猛，将同人押上囚车，四周均用铁门关锁。到车站时不见一人，惟有纠纠者无数，露刺以待，将囚车直靠火车，按名送上。车上又有警兵无数，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许移动一步。窗门窗帘，全行紧闭，空气不通，黑暗如旧，直到马赛靠岸。出车即上船。有一法警自说，彼等办理强盗亦无如此次之严。则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在被押送回国的104人中，真正勤工俭学生仅60余人，其余都是自费生及官费生。李立三等与所有被押送的中国学生，被如狼似虎的法国军警用枪刀比画着、吆喝着，塞进“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内，用警兵严加看守，连求一方便的自由也得不到。14日下午4时，轮船从马赛港起航，仍有一名法国军官并士兵8名监送同舱看守，他们将一直押运着这批学生直至一同到达上海。沿途所经各埠，均不准学生上岸。及到槟榔屿与新加坡时，得华人林长民先生之助，这些学生才得上岸一游，透透气。当地许多侨胞，见这些学生如此痛苦，深表同情，纷纷馈赠食品、衣物，聊表心意。然而，赤道万里，酷热异常，身着夹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实在不堪忍受，再加上船上的伙食极差，学生中生病的人不少……

在如此艰难的押解途中，李立三等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斗志。为改善待遇，他们经常与法国军警据理力争，同时把学生也组织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紧紧团结在一起。也就在这次押解途中，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相伴终生的围棋之缘。这是后话。

被押回国的104人，除李肇熙等5人在中途离船，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颜昌颐、张昆弟、罗学瓒等22人于11月中旬在香港登岸以外，陈毅等其余77人于11月23日晚抵达上海。万里押解回国的结束，也同时标志着由李立三等人发动的争回“里大”运动的失败。

这次斗争的参加者唐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虽然是失败了，却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动当局胆寒。立三同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一直同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一起，战斗在最前列，表现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革命战斗精神，也表现和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李立三、蔡和森在法国时就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当押解他们的轮船1921年11月20日左右抵达香港时，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张昆弟、罗汉、贺果、罗学瓒、周钦岳等22人，争得海员们的帮助，即离船登岸，意在去广州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

可是，当他们转赴广州，见到了粤区党委负责人陈公博时，才得知陈独秀已于1921年8月(注：应该是9月)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为了与陈独秀取得联系，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和其他6名同学只好又折回香港，再乘轮船于12月11日抵达上海。在铭德里2号党中央机关，由共产党员陈公培介绍，李立三、蔡和森拜见了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与他们一起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还请李立三写信给赵世炎，让他也迅速回国参加党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无介绍人，无候补期)。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蔡和森留在中央，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

归国学生到达上海后，一边靠各界人士的捐款救济维持食宿，一边等候留法同学寄回的行李。而李立三没有等行李运抵上海，就怀着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立即动身赶赴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