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领导下的湖北区委，坚决支持三大决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积极创办和发展湖北省的国民党支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工人区、在学校及其他地方创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同时，又建立了完全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组织。搞罢工、搞政治运动时，共产党总是独立行动的。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合作，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选举“政治头脑明晰”的同志，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每省6人（由孙中山指派3人，由各省党员自行推选3人），加上海外代表，一共208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他们是：由孙中山指定的陈独秀（安徽代表，因事，实际没有到会）、谭平山（广州代表）；由各省推选的代表，湖南：毛泽东、谢晋、林祖涵（即林伯渠）、罗迈（即李维汉）、夏曦、袁达时；湖北：李能至（李立三）、廖干五、詹大悲、刘芬；山东：王尽美；北京：李守常（即李大钊）、张国焘；浙江：沈定一、胡公冕、宣中华；直隶：于树德、陈镜湖、韩麟符；还有江苏朱季恂、广州方瑞麟等。毛泽东的代表证是39号，李立三的代表证是114号。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于1月20日上午9时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

李立三在大会的第二天（1月21日）上午就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说：“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表示满意。“他认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有4项工作搞得好：“第一、它为这次大会起草了一篇很好的宣言草案。这篇宣言，明确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展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纲领，使之面目一新。第二，国民党改组工作搞得好。国民党的新组织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旧组织是自上而下的。旧组织没有很好的基础，新组织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发动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搞得好。在军事紧急时期，党员全体动员，组织义勇军、慰劳团，使大局转危为安。第四，党务的进行，成绩极好，在短时期内而能进步如此之速，具证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君之勇气，本席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公表示敬意。”

22日上午，大会指定毛泽东等19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员。

大会在围绕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孙中山早已决定同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内部却总有人反对和阻挠。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员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1月29日，当黄季陆提出的《请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毛泽东起来反对这个提案，认为实行比例选举制，是予少数人破坏革命事业的机会。宣中华、李立三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结果，大会否决了这个提案。

对于毛泽东、李立三在这次大会上的突出表现，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散会后，汪精卫曾走来向我说：“毕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惟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们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地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

图05：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时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左六为孙中山，后排左三为瞿秋白、左七为李立三

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集中体现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当中。

大会于1月30日闭幕，选举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24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6人：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出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

每个地方执行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农民部、青年妇女部、调查部。

鉴于李能至当时是汉口地区选出的代表参加大会的，故决定李能至为汉口执行部下属组织部的干事。组织部部长是林祖涵，秘书是李实番。

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上海中共党组织的请求，立即调李立三去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所以李立三没有回到汉口，而直接转到上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