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又被上海警厅再次封闭，上海的工人运动遇到新的困难。党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又把李立三调去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要他去尽快改变上海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并领导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匆忙离开广州，再次赶赴上海。

到达上海后，李立三经过艰苦的工作，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大力加强了上海工运的核心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当年7月11日主持召开了由各产业工会的132名代表（代表有组织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31人，在16日召开的执委会上，李立三、孔伯立、张佐臣、李伯之、叶大公等7人被推举为常委，李立三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对如何重启上海工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分析了上海工人阶级当前状况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出目前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有11条：

1．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

2．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3．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4．星期日，工资照给；

5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6．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7．规定因工作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8．工人在疾病时厂方需负责医治并需给发半数以上工资；

9．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10．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1．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有了组织保障，加上斗争策略明确，在李立三领导下，上海的工运很快再次出现新局面。上海的工运形势，也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的罢工斗争，已经从单独的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同盟罢工。

针对新的形势，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适时提出，把工人之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上来，以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可谓风起云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罢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6至8月共发生罢工112次，参加罢工的工厂275家，累计人数达20万人。而且罢工的面非常广泛，有产业工人，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连过去不曾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了同盟罢工。斗争的内容也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节节胜利。8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尽力参加北伐或反吴的工作”。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项英5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书记，尹宽等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从当年施英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中所写，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当时的罢工情形：

经过两个半月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

从本月（8月）20日起，上海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最近发生的日本人在日船‘万里丸’号上秘密杀害陈阿棠案；二是日本资本家在日华纱厂用电网害死中国工人郝霍卿以及内外棉日籍职员压迫中国工人等事件，举行了政治性总同盟罢工。这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13400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

这次总同盟罢工持续了28天，只是由于北伐战争顺利发展，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才结束了这次罢工。

在6月至9月的上海工人罢工高潮中，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会组织得到了发展，广大工人经受了锻炼，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北伐军于9月7日占领汉阳兵工厂、汉阳县，8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武昌城。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立即离开上海赶到武汉，再次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建立起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域的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