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同时,1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总结了广州暴动问题,并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这份文件指出:“广州苏维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中国新兴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
1月4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暴动是全省总暴动的开始,广州失陷,全省总暴动的进行当益 。”要求李立三迅速开展全省的暴动。指出“在各县暴动的先后发动期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扩大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中央认为现时海陆丰宜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除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和布置深入海陆丰工农兵群众外,”还应“东向惠来、普宁,北向兴宁、五华,西向紫金、惠州,谋广宽的发展。”
1月5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退散出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迅速开赴集结到达海陆丰地区,县城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彭湃发表了演说。
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广东省委的信。根据时间推断,中央的信发出之时,肯定还没有收到或看到李立三领导的新广东省委于1月1日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中央的信指示说:“中央根据国际代表自广州参加暴动回来的报告,通过了一个议案大纲,现在这个大纲特发给各级党部讨论。惟有一声明:根据广州暴动事实,中央、广东省委以及各级党部均保留一个批评权,因为国际代表所根据的事实不是全部,因此,中央极望省委速将广州暴动的材料及省委扩大会议结论寄来中央,以便作决议的补充。”这封信针对李立三12月28日报告中关于农民起义包围广州的设想,强调中心城市和工人起义的重要性,说“广州市的恢复工作十二分重要,省委须以全力促其成,没有广州工人暴动的再起,广东全省暴动是汇合不起来的。”很明显,这表明当时党中央有些“担心”李立三要离开“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了。
1月上旬,广东省委就省委会议连着发了两个通告。第一号是向全省党员通告省委会议的经过,指出省委在领导这次暴动中,在策略上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军事投机,只看见军队、农军、土匪等武装力量,没有看见群众力量,并提出改造党:一是增加工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来,改变知识分子包办;二是实现党内民主,决定在1月15日前各县须彻底改组,从支部一直到县委。第二号通告是将省委全体会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和讨论经过印发全党,要求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了解其意义和教训,并在工农群众中宣传,要求讨论省委决议,无论同意或反对,均可写成文章在省委通讯上发表。
1月16日,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1月3日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对中央指出的暴动指导思想及暴动的领导问题,逐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充分反映了李立三不随波逐流,心怀坦荡,敢于追求真理的品质和性格。
广东省委的决议案指出:中央“这个决议对于暴动前的经过及事前的准备,描写得非常之好。可惜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描写,必然是得出不正确的报告。这样一来,使我们得不出正确的教训。现在把(中央)这个决议案不合事实的地方(关系重大的)简单地指出如下:
1.(中央决议说)“阶级斗争的最大的激烈已经成了事实”。(真实情况是)在当时暴动的广州,工人群众的一小部分虽然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但是已被反动派压迫下去,以致使指导机关改变原定计划,“以军队为暴动的主力”。
2.(中央决议说)“赤卫队是极端严密的纪律,按连的组织”。(真实情况是)实在没有这样好,甚至到作战时几乎无法指挥。
3.(关于)苏维埃的选举,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人民委员七人,完全是党指定的,并没有一个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参加。
4.(中央决议说)“共产党能够调动这样广大的群众”。(真实情况是)当时参加暴动的群众实在不广大,自始至终恐不过一两万人。
5.(中央决议说)“共产党委员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口号”。(真实情况是)假使我们有这样好的工作,环绕广州各县的农民群众便可广大起来拥护广州暴动,可惜事实上反革命军队围击广州时,没有受到农民一点阻碍。
6.(中央决议说)“在暴动前一天……命令传单等印出了七百万份”。(真实情况是)命令没有印过,发出传单日报等至多不过十万份。
7.(中央决议说)“签字并公布苏维埃一切命令”和“平民行政委员会中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真实情况是)这件事完全没有。
8.(中央决议说)“新组织的赤卫军很快的……便能使用最近代的军事机械,大炮机枪”。(真实情况是)事实上赤卫队不单是不能打机关枪、大炮,甚至在作战时后面开枪打自己的兵士。
9.(中央决议说)“广州苏维埃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真实情况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