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李立三离开香港后的2月20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常委罗登贤、王强亚、黄谦4人被捕。中央获悉此消息后又作出决定，让李立三仍回广东任省委书记，补陈郁、黄焯、黄钊，连同张善铭、沈青组织新的常委，继续执行一切工作。并要求于27日将一切情形向中央作汇报。

24日，李立三由上海赶回香港，不得不又一次去做善后工作，“一切均需从头做起”，重建广东省委。他一方面多方设法把邓中夏等三人（黄谦除外）营救出来，一方面全面恢复省委工作。新组成的省委常委会是：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陈郁、黄焯、黄钊。

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作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补充》，并以《中央通告》第35号文件发出，批评广东省委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激愤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了。《通告》重申了中央1月3日决议的基本看法和各项决定的正确性。同时也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在六个方面对中央决议中不尽符合事实的部分作了补充。

至此，李立三与中央的分歧得到解决，在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部署在全省举行暴动。

27日，李立三主持召开新的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省委即须执行的具体工作》决议案。除了对党的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兵士、军委等工作进行整顿外，对广州、西江、南路、北江、东江、潮海、琼崖等地区的工作都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各项工作“略有头绪”之后，李立三比中央的要求（要求27日）晚了两天，于29日向党中央写了《张李军阀战争结束后的政治状况与暴动发展情形》的报告，把他从中央回香港的工作作了汇报。

紧接着，省委决定恢复南路特委，组织潮梅特委。3月1日，省委致函北江特委，指示北江特委应该马上计划一个广大的士兵暴动，提出了30多项具体措施。

3月4日，省委制定《罗定暴动工作大纲》，决定成立西江上游特委。

12日，省委派杨石魂赴惠州，组织发动当地农民和士兵举行暴动。

同日，省委以《加强主观的力量》为题，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了桂系军阀四路进攻海陆丰和汕尾的情况，以及潮梅特委自汕头机关破坏后，负责同志叶浩秀、陈国盛均已牺牲；仁化暴动仍困守在按冈乡；英德潭洞、曲江西水两地暴动失败；信宜曾暴动一次，现仍困守在一个山区里面。

鉴于上述局面，省委指示东委采取“追击暴动”的策略来开展斗争，并且决定南路在茂名、化县、信宜，廉江等地短期内部署一次暴动，同时注意潮梅、北海等处的工人运动。

16日，省委又派李海筹去惠州指挥发动士兵暴动。

李立三当时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认真贯彻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形势的乐观估计：“全省都能创造暴动的局面。”可是，形势的发展恰恰相反。李立三四处碰壁。省委常委黄焯等人被捕，特别是17日、18日，在桂系军阀的强大进攻下，海陆丰失守，大批海陆丰的同志逃难抵达香港，省委当时仅存经费800余元，要救济这批来港同志都发生了困难。

不得已，李立三于18日致信瞿秋白，并代表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虽然表示要“极力加紧工作”，“计划在短期内造成暴动的局面”，但是也如实地反映了各地不断传来的暴动失败和干部被捕的消息，以及革命队伍的“非常恐慌的退缩”的情绪。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央速寄大批款项，否则已无法支持；一方面不仅拒绝中央要调走工人干部的要求，反而提出“假如现在能得到20个明了党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的工人同志去到各县巡视，艰苦地到下层工作，至多三个月便可布置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这是值得中央严重注意的一件事。”李立三特别要求希望“恩来同志即来指导扩大会议”，“速请罗绮园回来担任《红旗》编辑。”

尽管如此，李立三继续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一方面看到了客观形势的困难和“左”倾政策的行不通，一方面又怕犯“右倾”错误，力图按照中央的调子来说明形势和制造“高潮”。

20日，省委又致信琼崖特委，指出琼崖目前仍是暴动的局面，要求继续组织全琼暴动，指示琼崖特委今后暴动的战术应该是：一开始即前赴后继的冲锋，四面包围，使敌人惊慌崩溃。同时，应有广大的宣传鼓动以瓦解敌军心，不只计敌我枪支多少，子弹是否充足，以及正面作战，远地射击等。

接着，广宁县委机关被敌围攻，终因枪弹缺乏坚持三天后不得不退出。

敌第5军向潮、普、惠进攻，占领惠来县城，潮阳、普宁的红军受挫。

4月13日，在中央代表参加指导下，李立三支持召开了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等，会议分析了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形势，仍认为广东的革命处于高潮，党的策略是加紧扩大各地的暴动，以实现中央关于全省总暴动的计划。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选出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