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张国焘等约有半数的人留在莫斯科继续参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从9月2日起，新的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现云南中路171—173号，即劳动剧场的南隔壁），由中央机关的会计熊瑾玎同志（爱人叫朱端绶）以商人身份租下房子，自称“老板”。全部楼面三大间，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用，在室内挂了一块“福兴字号”的招牌，经营土布生意，楼下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开设私人医院——生黎医院。到1931年春徐锡根、顾顺章被捕叛变才搬走。

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向忠发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主席，周恩来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是宣传部长，李立三是农民运动委会书记，杨殷是军事部长，关向应是团中央书记。

新的党中央回到国内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李立三与蔡和森在富农问题上的争论。

身为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的蔡和森与身为中共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立三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富农有没有反革命的可能性？党如何对待富农这种反革命的可能性？两人都写出文章，同时在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上发表。

蔡和森写道：“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以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工具。”因此，只有在农民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提高与发展”贫雇农的“独立的组织”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将来革命的顺利转变。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同一期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点名批评蔡和森。

李立三认为，蔡和森文章中那段论述富农的原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上、策略上的错误”：第一，“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富农有反革命的‘可能性’。”第二，富农在现在“还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上，富农还‘没有’反革命的可能。富农到转变时候而有反革命的可能，是因为一身具有资本、‘田租’、‘高利贷’剥削，那么富农如果只是具有资本的剥削而不兼具‘田租’、‘高利贷’的剥削，到转变的时候，还不会反革命。富农在转变的时候，‘说不定’要反动，那么在现阶段上‘说得定’不会反动。”“照这样的分析，在策略上一定要达到完全‘联合富农’的观念上去。”第三，蔡文中提出的“发展贫农的‘独立组织’”，“就是故意逼起富农的反动，甚至影响中农的动摇，那就混乱了乡村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左’倾的危险性。”

1940年李立三对这个问题曾经写道：

蔡和森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些“左”倾错误。他说，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应该对富农采取无情斗争，没收富农土地，以便彻底消灭富农阶级。这与六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六大政治决议中指出：“对富农的斗争不应搞得太尖锐”，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吸收尚有革命潜力的部分富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依据这个精神，我写出一篇文章批判了蔡和森的上述主张，其中写道：“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应该与半封建的富农进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的富农应该采取联合。”另一处甚至简单地提到“联合富农”。

这场争论，就是在现在革命阶段要不要联合富农的争论。李立三的观点来自于共产国际坚决反右倾的影响，与毛泽东后来在《寻邬调查》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王明搞了比李立三还“左”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直到1932年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专门决定，批判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才使这场争论的是非得到解决。

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结束后，是于1928年11月上旬才回到国内的。

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刚刚回国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错误，造成顺直省委的严重问题，从9月中旬开始，就向中央常委会检查错误，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职务，不久后到莫斯科学习去了。

这样，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递补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接替了原来由蔡和森担任的宣传部长、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

在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周恩来去顺直省巡视，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来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周恩来于1929年1 月中旬才回到上海，又去处理江苏省委的纠纷问题。

1929年2月初，苏兆征从苏联回到国内，当月20日即病逝于上海。

后来项英又被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