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以后，党中央和李立三开始十分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如他于1929年7月1日在《布尔塞维克》刊物第7期上发表文章，写到：“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所走到的地方……无疑义地要提高群众之革命情绪，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这是李立三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的一种态度。

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如在《中央给云卿（贺龙）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示：“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经验很可以做你们参考。”

也就在那年，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在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毛泽东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报告中宣布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当即表示：立即向政治局汇报，同时代表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中央的书面材料。陈毅根据李立三的意见，好几天深居简出，躲在旅馆内赶写书面汇报材料。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出席了会议。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这样，周恩来、李立三便一次次地到陈毅住的旅馆来聚会和陈毅一起讨论修改。李立三还与陈毅“边下棋”边讨论问题，以下棋作掩护。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所谓《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受中央委托，陈毅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后，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他这次上海之行，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在11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李立三、周恩来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心中十分高兴。因此，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立即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弟弟毛泽民以及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

我们始终不知道李立三收到这封信后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托办的事情的，但从信中可以看出，李立三作为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对他是尊敬与支持的，作为朋友和同志，毛泽东对他是信赖和寄予厚望的。这封信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六大以后，由于实际负党中央领导之责的李立三认真贯彻执行了正确路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全党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城乡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1929年，党在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党支部已经恢复和发展到229个，一些主要大城市相继恢复了工会，学生运动也有发展。同时期，由于党中央积极推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逐步新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起来的红五军，恢复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十军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此外，郭树申、许继慎、邝继勋等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也在这期间有很大的发展。1929年秋，党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右江地区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左、右江根据地……据1930年6月统计，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10万人，创建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