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路线”的形成，总是与当时的总体形势紧紧相连的。所不同的是，对当时形势如何做出正确的分析和把握，才会决定路线的正确与否。那么，“立三路线”发端之际的总体形势是怎样的呢？

党的六大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注意纠正“左”的倾向，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使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取得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党所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与此同时，农村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也有所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影响下，由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增多、扩大。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看，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了明显的好转。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来看，矛盾进一步激化，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兼之李立三受到共产国际一系列“反右倾”指示的影响，头脑开始逐渐发热了，他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敌人统治的危机、崩溃和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从而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

当时，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

1930年春，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多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观点。

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领导“五一”示威活动。总行委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上海“五一”示威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五一”示威总的路线是：坚决组织全市的政治罢工和同盟罢工，扩大武装拥护苏联和苏维埃运动，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和黄色工会的斗争，发展赤色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健全支部生活等。并要求“五一”前增加党员520人，其中产业工人成分占半数，每个支部要建立一队工人纠察队，4月12日以前全市应建立170个纠察队。

3月30日全国总工会、互济总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7个革命团体，联合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筹备大会，讨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事宜，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4月20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杨树浦路举行大检阅典礼。《上海报》指出：“上海工人纠察队检阅成功，是四次暴动胜利的信号。”

李立三在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准备“五一”工作的报告。他说：“ 世界革命的发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并确定了“坚决执行城市中组织政治罢工示威，农村中组织地方暴动，士兵组织兵变，红军极力扩大向着中心城市、交通要道进攻”的策略。他还规定今年“五一”要根据党的中心策略去“组织全国总的示威运动”，“促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地到来”。

5月，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场战争；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双方共投入了100万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既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也减轻了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据此，李立三越发兴奋地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温裕成、李维汉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写到：“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士兵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李立三在对形势的估量时，还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中国将会在这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他说，“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