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开展了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斗争，瞿秋白、邓中夏发了言。库西宁作了报告。在讲到中国革命局势时，他说：“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在农业危机尖锐化的基础上趋于成熟。任何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平静的’，‘基马尔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有比1926年—1927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

米夫（中国问题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也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失败了，但直到现在，中国在殖民地世界中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最狭小、最薄弱的地方”，“中国仍将是这些帝国主义的矛盾最有可能爆发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方”。“由此可见，提出新高潮必将到来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征兆”。米夫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

1929年7月20日，共产国际第十次执委会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当时中国爆发的三派军阀内战——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的形势指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运动新的强大高涨”，“无疑义的是正在增长着，而这个高涨结果，不能不建立苏维埃——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指示中共“应该建立斗争委员会，并利用这种委员会来在没有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地方建立起工会，并且使秘密工会冲出秘密状态”。这就是李立三在1930年8月初提出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的理论根据。

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开始就说：“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议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认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内最严重的问题”，要求“更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地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

（4）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关闭了北满的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逮捕驱逐了几百名苏联铁路人员，夺取中东铁路，没收电报设施，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即所谓的“中东路事件”。7月18日，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更加“左”倾冒进。因为中东路事件的发生，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保证苏联能够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胜利和防止日本乘机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护苏联，一方面领导群众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这充分反映在它于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中。这封信是作为6月7日就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两封指示信的补充，是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都是影响最大的一封信。

指示信指出：“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公然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并列举了危机的十种表现。

指示信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潮流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也“正在复兴”。虽说现在还不能预言全国革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展开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

指示信严厉批评了中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即革命工会运动和党本身的组织程度落后于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险”。并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所谓“最近的任务”……

指示信还说：“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都纠正过来了……现在要以全力鼓励更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

最后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倾向……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倾向就是否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是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抱尾巴主义态度。如果共产党不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它就不能起到发动、组织和领导新革命高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