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并不符合实际。

之二、向忠发是“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李立三为中央起草的《通告》所持的观点，首先遭到向忠发的反对。向忠发认为“左”倾盲动倾向已不复存在，极力反对“在党内存在‘左’倾危险的观点”，特别是在接到共产国际（1929年）“十月来信”以后，更是公开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声称这是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缺点。

向忠发的反右倾的观点，与共产国际1929年2月8日的指示信是一致的。在4月收到来信后，向忠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于5月15日通过了《中央对于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接受国际的指导方针。

向忠发在会议上宣称：中共六大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基础，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了”。

“尽管在构造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像力与李立三相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地声称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是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由此看来，说向忠发为‘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

之三、向忠发带头和共产国际唱对台戏

在“立三路线”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向忠发的积极性比之李立三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坚持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比李立三还起劲”。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两人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上。

1930年6月初，即“立三路线”基本形成。不想这时传来消息，说共产国际对中共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产生了怀疑，周恩来在莫斯科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

6月11日决议，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共的代表坚决反对。李立三在负责与远东局代表进行交涉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抗议”，同时提出要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

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给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在中国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反对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向忠发要周恩来将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向斯大林等阐述清楚，以求得到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组织全国暴动的支持。

7月底，彭德怀带领中国红军攻下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传来，使中共中央欢欣鼓舞。

向忠发在1930年7月30日的《红旗》第125期上发表了“庆祝红军占领长沙”的社论：

“占领长沙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表示着整个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已经首先在湖南一省内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将夺取武汉与成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提到了中国革命群众前面，成为今天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同时，占领长沙的事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他不但根本宣布陈独秀派机会主义之完全破产，并且给予一切右倾路线与估量革命形势不足的一个严重的打击。”

向忠发进而发出号召：“尤其在上海、武汉、天津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必需很快的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总政治罢工，用全国一致的革命战线以更扩大湖南苏维埃的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迅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