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同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复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地答复”。

在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纪录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部署。所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22日听了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计划），而是要我们更积极地准备武装暴动”。

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希望李立三继续留在上海帮助他工作。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

之四、推卸责任 保住宝座

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关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反对国际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在8月初各次会议的纪录（向、李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之语），斯大林阅后，不禁大怒，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还决定派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华具体指导中共进行大换班。

在共产国际电催下，李立三于10月初离开上海去莫斯科。

11月17日，向忠发看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此时方知对抗国际是闯了大祸。当他得知米夫即将来华，原先那股为李立三当坚强后盾的劲头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18日的会议上，他心情沉重地宣读了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但到12月6日，向忠发又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

直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上海与向忠发谈话以后，向忠发才彻底老实了，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也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病体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发言，刊登在1931年1月24日的《实话》刊物上，标题是：《如何去反对立三路线》，向忠发在作自我批评时竭尽推卸责任的能事，他把自己完全打扮成在中共中央处于从属的地位。他说：“当立三同志在会议上提出过的一切冒险政策的意见与办法，都是最后得到我的同意与赞成而通过的。某些问题我虽有不同的意见，然都未曾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并且结果是同意了他的意见，而给了他的主张坚决执行的保障。”

向忠发轻描淡写地把自己降于制定“立三路线”的次要地位，他说：“当我成了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以后，对于一些比较正确的意见，都被我视为右倾，给了一些无情的批评。这些事实都是给了立三路线的有力保障，是帮助了他那一贯的系统路线的形成与统治着党，这都是在政治上我所应负的责任。”

在谈到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时，向忠发说：“我确实也同样是犯了不尊重的严重错误。”但他马上把话音一转，把一切责任又推给了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他说：“当我在立三路线统治时代，曾怀疑过国际代表是有右倾的危险。这里，中国党驻莫斯科代表秋白同志，确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曾唤起过我要注意国际代表，这也是引起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不尊重以致在重要问题上没有接受他们指示的重要原因。”

尽管向忠发在“立三路线”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是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上向忠发仗着他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米夫直截了当地说：向忠发“是工人同志”，“决不让他们滚蛋，就连屁股也不用打。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选的政治局委员“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