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虽然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反六届三中全会的浪潮愈演愈烈。

王明于1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抛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他没有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反而批判立三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实际是他阐发自己“左”倾思想与纲领的宣言书。紧接着在12月14日又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论文，在党的刊物上首先捅出“立三路线”并上了文章标题。他指责三中全会及其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是“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指责第96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批瞿秋白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公开了他们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行动。因此，使党中央的威信骤然下降，不能对全党实行有效的领导，造成当时党内严重的领导危机。

之九、米夫出马 改造中共

本来早在1929年3月王明由苏联回国后没有得到当时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的信任，被分配到基层工作锻炼，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的米夫所不愿看到的。更使共产国际和米夫恼火的是，王明等人不但没有得到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受到批评和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而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把王明提到中央领导岗位，甚至连李立三中央给王明的严重处分也没有撤销，而且还要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这些新账旧账都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派米夫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于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华，主要使命是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开会，接受米夫的建议，决定将计划召开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米夫的压力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同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谁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就为确立王明等人上台扫清了道路。

米夫为使王明等人上台，还得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只有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才能使他们让出领导岗位，进一步为王明上台扫清道路。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96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又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为了确保王明上台，米夫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且限定只开一天。其目的就是不让他们讨论问题，只是走走形式，让大家举手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选举王明上台。

会议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米夫主持会议，先作报告，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反对调和主义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米夫拿出了在会前拟定的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政治局的名单。在会议进行表决时，遭到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人的反对。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强调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名单，按照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他在向大家做工作时说：“你们对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但王明是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你们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的路线。”

改选的结果是：王明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步登天，既成为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后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名义上还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上是由王明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康生因反戈一击有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沈泽民是宣传部长，周恩来是军事部长，张闻天当上了农民部长，王稼祥是中央党报编委主任，博古是团中央书记。而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

由此，米夫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也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之十、王明出国 　遥控指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推行“进攻路线”，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使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1931年4月下旬，党中央分管交通、情报和特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的被捕，把王明吓得魂不附体。他与米夫商量后，决定去莫斯科负责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指派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为临时党中央，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由博古负总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