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至1938年在苏联莫斯科编辑的《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法国巴黎注册并公开印刷发行的。它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鼓动和指导海内外同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渗透了李立三的大量心血。

1935年6月，李立三从阿拉木图执行特殊使命的岗位上被共产国际调回莫斯科后，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任部长，同时担任《救国报》的编辑。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已开始形成，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它们的侵略行动，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形成。在国内日寇继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又不断发动新的侵略，妄图进占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同年夏天与日寇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牺牲冀察两省的主权。全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此，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出版《救国报》，作为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内，在莫斯科组稿、编辑、排版、打出纸版，再航寄法国巴黎印刷，向国内和世界各国发行。《救国报》于1935年5月创刊。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报纸最初由廖焕星负责主编，不久就由李立三接任。由于王明要直接控制，因而李立三和廖焕星都没有主编的名义，但他是全面负责的。

报纸创办不久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抗日和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报纸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禁令，从国外秘密地传入国内白区的北平、上海、重庆等地，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远动的爆发。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又派张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秘密回国，于11月下旬抵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中央随之于11月28日也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公开发表的《八一宣言》，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兼之，这年9月，《救国报》曾全文刊载了蒋经国在苏联写给他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并申明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苏联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相继转载。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很快传遍海内外朝野各界。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大发雷霆，立即授命驻巴黎大使照会法国政府，以内阁决议案取缔了《救国报》。

对此，吴玉章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写道：

十一月初我秘密到达巴黎……但这时法国政府忽令《救国报》停刊。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救国报》实际上共出了16期，《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出第1期，初为周刊，不久改为5日刊，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共出152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创刊号起，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惟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的电台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破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突破了泸定桥。1935年5月，身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突破蒋介石反动派阻隔，先返回上海，8月5日离开上海，于8月20日到了莫斯科。李立三与陈云远在他乡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中，李立三从陈云那里了解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亲身见闻，就以老朋友身份委托陈云出任“临时记者”，利用工作、学习之余撰写长篇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的真实历程。从1936年3月起，《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连载，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读者，许多爱国人士从这篇报告文学中认识了红军。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而苦闷过，当他看到《救国时报》，看到《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一下子认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而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