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有说是《共产党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为了使片子锦上添花，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在苏联期间，他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等。

非常不幸的是，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不得不中断养病回国。由于林彪当时是抗日的名将和原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不仅有专机，还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边境通行证。而其他来自延安的同志都被国民党政府视作“洪水猛兽”。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冼星海一行原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坐林彪的专机回国。也许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林彪原来也勉强同意了。然而就在临登飞机之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只答应给每个人带封家书。林彪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害怕国民党军队查出随行人员的真实身份，自己受到连累。就这样，冼星海发出了给在国内妻儿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至今还保存在冼星海的女儿洗妮娜手里。冼星海一行回国的最后希望被无情地打碎了。

1941年9月，林彪离开莫斯科几天后，冼星海一行也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先后转移到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冬季他们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冼星海，1944年1月30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软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郭沫若在《吊星海》中写道：“听说，他的病很多，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有腹膜炎，有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的病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并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1945年初夏，冼星海在他的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战乱中的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经多方打听，就到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

李立三一见冼星海这种境况，非常同情。他义无反顾，二话不说，当即就把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可是，李立三的家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特别是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他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三代四口，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挤在临时铺的地铺上。

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李特特等一些中国同志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