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命到共产国际作检讨以来，10多年间，他曾多次申请回国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但一直得不到批准。而且他在被无端关进监狱出狱后，也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1945年6—7月间，李立三托郭沫若给党中央带信，再次提出回国请求。

就在这年9月，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把李立三叫去，通知他可以作回国的准备。很显然，这是中共中央交涉的结果。从此，李立三可以每天到联络部去读报，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刻等待着回国的通知。

李莎得知以后，心中忐忑不安，她担心从此夫妻分离，团聚无期。李立三耐心安慰她：我的战斗岗位在中国，必须回国。我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回去以后，到报社当编辑或作俄语翻译都可以。一旦条件成熟，就接你和孩子回去。你可以去学校教俄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安安静静，永远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小房间，这是李莎当时最大的期望，她也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事实上，她也深知，她的丈夫的事业只能在中国，作为妻子，她必须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回国的决心。

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饭，一直持续到天亮。正当她们在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去。李立三因外出采购年货，晚上9点才回家。他得知后，便直奔联络部而去。家里人对李立三此去的吉凶深感不安，10点多钟还不见人归来，焦急万分，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后来也说，刚开始他也以为是又被逮捕了，并做好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时过11点，李立三回到家里，心情无比激动。李莎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李立三像小孩子似的说：“你猜猜，找我有什么事？”接着又说：“亲爱的，你是不会猜得到的，我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李莎简直不敢相信，反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你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怎么可能呢？”这时，李立三详细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到苏共中央联络部，潘友新部长对我说，接中国党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向你祝贺，并通知你可以无条件回国。当时，事出意外，还以为是听错了，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一遍，我惊呆了。一时百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十多年，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部长的催问下，我只是连声地说：我要立即回国。部长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在苏联还是保密的。部长给我看，是表示对我的信任。”

这个意外的喜讯，给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李立三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感激的心情，含着热泪对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他激动得彻夜未眠，顾不上吃年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他被书中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所吸引，想着又可以回到祖国大显身手了，他在思考和筹划着回国后为党为人民效力的美好前景，决心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

李立三动身回国之前，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携带妻子和女儿英娜一同回国的申请，但未得批准。夫妻俩马上面临分别的命运。对李立三的回国，李莎是既高兴又发愁。她最担心的是她可能从此要与李立三永远天各一方了，因为过去许多在苏联有妻室的中国同志回国，都没有获准带家属同行……但是，妻离女别的遭遇，不能阻止李立三回国的急切心情。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吻别妻子、女儿，与杨至诚、袁牧之二人一起，乘火车长途跋涉抵达海参崴。在等候回国的飞机时，李立三给李莎寄去一封信，说他回到国内一定想办法接她来中国团聚。

李立三于1946年1月底从海参崴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达哈尔滨，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大地。他通过努力，终于办好了李莎来华的各种手续。在罗荣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机，把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来华的文件带到莫斯科。李莎见到批准书后，喜出望外，她庆幸很快就可以飞到丈夫的身边了。

李莎要带女儿英娜去中国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了。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的亲友们，都竭力劝说她留在苏联：“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现在又要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那里的生活将要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艰苦和动荡不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去呢？”李莎毫不犹豫地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去？我作为中国人的儿媳妇，也应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把力。李明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我应当到他的身边去，协助他完成崇高的事业。我热爱故乡，热爱莫斯科，但现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够不去吗？我已经做好到中国去过那种艰苦、危险的战争生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