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夏天，一个老同志去看望李立三，问他最近在忙什么，李立三说：“工作照样忙，但是我要对我过去来一个总清算。”

李立三说的这个“总清算”，就是他准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尽管，李立三在过去的岁月中，无论在共产国际，还是回国后在不同场合，他已经无数次反复作了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但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对照和思考，还是觉得在党的八大会上再给自己来个“总清算”，以便更好地教育全党。为了党的利益，他准备不惜让自己再当一次“反面教员”。于是，他认真准备了一个长篇发言稿，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仔细阅后，非常满意，只改动了个别字句。8月30日，他在发言稿上批示道：“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表示满意。

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李立三于9月23日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一上来就开宗明义，自己“点”自己的“名”：

大家知道，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

随后，李立三这样开始了对自己的批判：为什么六大明确批评纠正了第一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我不久又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甚至把它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呢？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和由此而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没有改变。”他用自己反复犯错误的历史说明“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思想方法这个怪物，毕竟不是哪一个人赌咒发誓根绝它就可以清除得了的，也不是哪一个人下一道禁令，或者画一道符箓就可以驱除得了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为什么六大会上的批评也好，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在莫斯科15年的批判改造也好，都没能解决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呢？他用1946回国以来的学习和实践，说明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党内生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才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效良方。

李立三深有体会地说，自己虽然通过回国10年的实践补上了延安整风这一课，又在1954年反对高、饶反党活动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我绝不敢说，我的病根已经完全挖掉了，更不敢说已经完全改正了错误，以后不会再犯错误了。如果自己不警惕，不谦虚谨慎，不兢兢业业地努力学习，不切实地抛弃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习气，真正学会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没有党的经常的监督和教育，是完全可能重犯错误的。”

最后，李立三充满感情地说：“我在犯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求得终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改正自己的错误。”

李立三的这篇发言，不怕丑，不怕痛，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极其诚恳坦率的解剖，表现了一个真诚共产党员最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以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讲述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切体会和改正错误的决心。他的发言感动了会议参加者。据说郭沫若听这个发言时，眼里流出了热泪。他的发言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都受到了好评。特别是他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的确给全党树立了一个言行一致的典范。

但是，就在八大闭幕后不久，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又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人相提并论，当做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典型大批了一通。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对他的批判，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回到家里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全文如下：

主席：

听了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万分高兴之中发生了一点不很愉快的感觉。高兴，我想不用说明，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一个愿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听了这样的报告，没有不万分高兴的。感到一点不很愉快的原因，就是你在报告中把我和陈独秀、张国焘、饶漱石并提，当作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老实说，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

第一，我总认为，我不仅和陈独秀、张国焘、饶漱石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和王明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是说错误大小问题，而是说我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也是和王明有根本区别的。我想这一点在衡量共产党员的品质好坏方面，决不是一个次要问题。当然，我也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在知识分子中，可以出各种各样不好的人，而不是把我和陈独秀及王明一例看待。但是，听的人是可能发生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