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千人大会”前后(4)

李立三之谜 作者:李思慎


高扬回京后,实事求是地汇报说,那颗“卫星”不真实。因为,他们是把上百万吨铁矿石加上新砍伐的树木,堆积在一个山沟里,点火一烧,就说一炉炼出了40万吨钢。说实在的,他们炼出的“钢”,就连烧结铁也够不上。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旧话重提,副部长高扬、部务委员薛光军、刘祖春都被作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1960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部就高扬、薛克军“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理意见”,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后,高扬被下放到贵州一个小钢铁厂——清镇钢厂当了个副厂长,薛光军和刘祖春也被下放劳动锻炼。

随着1960年中央工业部的撤销,机构没有了,干部分散在全国各地,身居工业部二把手的李立三,出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在中央有关甄别平反文件发下后,没有等原来的一把手李雪峰的指使,主动把对原中央工业部受过错误处分的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承担起来。立即指示原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陈苏光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把工业部需要进行甄别平反人员的资料搜集起来。

李立三在参加七千人大会期间,亲自找贵州省委、贵州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和清镇钢铁厂党委书记了解高扬下放到该厂后的情况。会议结束后,他用了相当的精力(一个月时间)把他在工业部期间的几十篇讲话材料和关于批判高扬和工业部部务委员刘祖春、薛光军的全部材料,重新进行了审查。

春节过后一上班,2月15日,他就召集原工业部的几个处级干部黄书麟、刘谦、刘玉柱、张铁夫、瞿英等人,讨论为高扬、刘祖春、薛克军进行甄别平反。他发言说:“1070(万吨钢)指标是高,粮食是没有那么多嘛,是浮夸。烧结铁,不是铁……中央说算(铁),是为了照顾群众的情绪。土法炼铁,是失败的教训。”

2月26日,李立三又找刘谦、张铁夫等谈给高扬平反问题。他说,“……运动当中的一些问题,还值得研究。中央说,一些大办,错了。大办钢铁是不是对呢?杨献珍(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河南(大办钢铁)问题上被批判了九个月,现在看来是批错了。河南的大办(钢铁),就是值得研究。”

2月28日,李立三主动给李雪峰写了一封信,提出应该给高扬、刘祖春、薛光军等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

3月5日,李立三在召集原中央工业部一些处级干部黄书麟、王雨洛、薛光军、陈苏光、刘明义、刘祖春、戴先军、解金声、刘谦、张铁夫、瞿英等人座谈对高扬、刘祖春、薛光军等人的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应当承认,那个时候领导上有问题,用小土群解决钢铁是不行的。”他还说:“看来,大字报一般是不出为好。这是经验的反复。”“现在,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两个方面,如何使多数同志(批评人者)在思想上能通,还是一个问题。(平反)又有让大家都能(想)通,才能说明高明。(现在)高级党校,还搞不开。我主张(运动中的)档案材料,一律撤销。请(王)雨洛同志向安(子文)部长反映一下,我们主张撤销。”

经过李立三反复工作,在3月8日由苏谦益主持召开的(李立三参加)华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上,首先通过了给薛光军同志平反的决定。

李立三特地给在成都的于江震(原中央工业部副部长,时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打电话,委托他主持召集在西南局的原中央工业部的同志就给高扬等人的平反问题进行讨论。不久后,3月19日和4月2日在西南局的原中央工业部部务委员谭申平和原办公厅主任李辛夫写信给李立三,汇报了他们讨论的情况和意见。

4月12日,为给高扬进行甄别平反问题,李立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请示。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李立三见到中央的通知后,立即找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商量,由中央组织部出面把高扬调回北京来工作。同时他责成有关人员及时写出了“关于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高扬同志所作处理的甄别决定(草案)”。5月18日,李立三反复进行文字修改。

5月下旬,高扬一回到北京,李立三就赶到厂桥中直招待所去看望,当面表示慰问并道歉。5月25日他亲自把“甄别决定”(草案)交由高扬本人签字同意。经与中央组织部商定,因工业部已不存在,高扬是中央管理的干部,故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主持,于5月31日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内的会议室,召开了原工业部在北京的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公开给高扬平反。李立三在讲话中代表原中央工业部领导班子作了自我批评,向高扬本人道歉。高扬也在会上发了言。散会后,李立三自己拿钱在华北局招待所东方饭店设宴,请高扬、刘祖春、薛光军吃饭,再次向他们表示道歉。

会后,李立三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邓小平汇报了给高扬进行平反的情况。“我在关于对高扬同志平反问题写给雪峰同志的信中提到过,并同高扬同志当面谈过,当时拟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事前和高扬同志谈好,在平反会议上我发言时,只作自我批评,说明把他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不对的;然后由他发言作自我批评,说明他自己有那些缺点错误。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平反会议上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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