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给这部影片“定性”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达到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也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意识形态方面，伸进了文艺领域。他们不顾毛主席的警告，伙同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就抛出了反动电影《燎原》，这部影片就是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罪证。

文章接着就“点”到了李立三的大名：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起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这个某某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足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更为荒唐的是，这篇文章为了贬斥刘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顾历史，公开篡改已经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发创作的民间歌谣。

在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的路矿工人中曾广泛传唱着一首长达840多句、其中有歌颂李立三、刘少奇内容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记》。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不唱三皇和五帝，听唱一本劳工记；

……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

名号能至李先生，出洋俄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居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会湖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

能至安源办学堂，先禀知事到萍乡；

知事替他出告示，准他办成俱乐部。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

可到了这篇文章中，摇身“变”成了如下模样：

……安源的工人日夜思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点至25日0：45点。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

戚：（领着学《最高指示》）

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她在哪里工作？不是你们机关的就不管吗？中国人长了外国相，就不敢斗吗？你们不如“红卫兵”。她的问题大，是大特务（随即指着桌子上暖水瓶的上部说），比如她的问题有这么多，你们揭出的才这么（指着底部）一点点。你们要与外语学院联合搞。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你们华北局的运动大方向搞错了，你们的矛头不应该对着李雪峰同志，而应该对准李立三。（汇报说，我们力量不够，准备与天津联合斗）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