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底，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经过整党，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到华北局机关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与我同在办公厅所在的汉沽农场，经常可以见到面。但是，由于我们双方都还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尚未解脱，为避免被说成与“苏修特务”划不清界限，我是不能与她俩姐妹交谈的。直到12月底，我因要到甘肃去工作，一天中午我背着行李往火车站去的路上，碰见她俩姐妹收工回营，我才鼓起勇气对她们说了一句：“我到甘肃去了，你们要多保重。”算是跟她们俩说了一句话，也算是告别了。

1978年11月底，我因公出差从兰州到达北京，住在原华北局机关招待所——东方饭店。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争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于是，我设法打听到李英男还在北京外语学院，第二天就到了李英男的家里。一见面就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到她妈妈李莎的身上。

“你妈妈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山西运城。”

“什么时候到哪里去的？”

“1975年。”

“回北京来过没有？”

“不允许妈妈回北京，但我们在假期中可以去探视。”

“你们找过中央组织部没有？”

“找过，他们说现在顾不上，目前主要先解决健在的一些老同志的问题。”

“给耀邦同志写过信吗？”

“写了。中央组织部就是那样答复的。”

我略加思考后说：“这样吧，你再给耀邦同志写封信，只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对你爸爸的问题、对你妈妈的其他事情都不要提。信写好后，千万不要邮寄。那样，耀邦本人是看不到的。可以在晚上6点以后，送到家里去，利用他回家吃饭的时间，交到他手里。”

“我不知道耀邦的家住在哪里？”

我说：“由灯市西口往西进去，第一个胡同往北：富强胡同甲6号。”

李英男按照我给她出的主意，于12月4日晚拿着写好的信，到了胡耀邦的家里。遗憾的是，当晚胡耀邦没有回家，是由胡耀邦的儿媳、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接待的。安黎向李英男表示：等爸爸(胡耀邦)回来，一定交到他手里。让英娜放心。不出所料，胡耀邦于12月5日在英娜写给他的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组织部及时向北京外语学院党委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并说，北京的手续不要办，把人接回来再说。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了，你们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

12月7日，李英男、刘和忠夫妇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的程立贞陪同下，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进入山西后，兵分两路，一路到太原找省委组织部，一路直抵运城，让妈妈尽快得到回京的喜讯。

省委组织部的负责人见到李英男，当即表示：我们已经接到中组部的通知，随时可以回北京去。不过你母亲这次离开山西后，今后恐怕难有机会再来了。问问你妈妈，对山西的名胜古迹，愿意到哪里去看看，我们一定做好安排；对山西省的土特产品，需要什么就提出来，我们一定照办，千万不要客气。运城地直机关的干部得知这位洋婆子要回北京了，纷纷前来送行，一再表示，过去想来看望而不敢来(这是真心话)。同样提出：你们需要什么土特产品尽管提出来，不要不好意思。这样，李莎在众人的帮助下，收拾好行装，结束了3年半被软禁的生活，与关心帮助过她的干部、职工依依惜别。于12月19日返抵北京，恢复了自由民的生活。20日我在李英男家里与李莎见了面，感慨万千。

李莎从山西运城回到北京，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去看望她，一进门就说：“你受苦了，中央认为李立三同志是位好同志，他犯过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是有贡献的。”

李莎说：“听到这些，我当时十分激动。多少年了，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8年监禁，3年半流放，李莎尝尽了辛酸苦辣。对此，她怎么想呢？李莎告诉笔者说：“这是历史的悲剧，中国人民的悲剧，不是某个人的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罪人，是‘四人帮’。由于我和李立三在苏联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克服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她为我们全家落实了政策，过去的一切坎坷和艰难历程，已经结束了，不必再去追忆和痛苦。目前，我惟一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为俄语教学多做一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