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野战军这个特殊的指挥体制中，司令员不负责战役指挥，却有人事权等权力，副司令员本是副手，起协助作用，却拥有独立的战役指挥权。因而，指挥部成员之间协奏的音符也不总是十分和谐的。1947年7月，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连战皆捷的华东野战军，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奉中共中央严令，进行了“七月分兵”。此时，粟裕认为“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而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正是对友军最好的战略支援。《传檄到中原》记载：“在山东时，他俩（陈毅、粟裕）为了分兵的问题，曾昼夜争论。粟裕对分兵很有意见，对远距离外线出击的做法不理解。”但粟裕当时毕竟仅为副司令员，当指挥部其他成员坚持按中央要求仓促分兵的时候，粟裕只好执行，从而导致南麻、临朐等战役相继失利，打了几个消耗战。这是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极少的败绩之一。作为主要军事指挥员，他的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1947年8月初，粟裕起草了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从战略指导和战术指导两方面分析了这两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并准备上报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政委谭震林却均不同意电报稿上“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对敌人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的意见，认为失利的原因是粟裕“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

外表文弱，内心刚烈的粟裕当即另行起草一份短电，向中央军委引咎自责，请求处分。电报如下：

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愈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于）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八月四日午时

就在这一天，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给粟裕写了一封长信，予以批评。信中从苏中战役讲起，列举第二次涟水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蒙泰战役和孟良崮战役，认为深为毛泽东赏识、屡创全国战争佳绩的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二步”。谭震林将信先给陈毅看，并请陈毅转交粟裕。陈毅看后，同意谭的观点，认为“对粟有帮助”，当天即将谭震林的信转交粟裕，并邀粟裕彻夜长谈。

粟裕看完谭震林的信，觉得许多观点不好苟同。于是写了一封复信，寄给当时已远赴胶东地区的谭震林。信中说：

“你们都不同意我那电稿上的意见，而认为‘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我承认军事部署上确有错误，战术上确很低劣，这些我应负其全责。但我仍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比我和陈军长（陈毅）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

“……此外在你的来信中所提起的另外一些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而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我处理的，而是你自己处理的，这大概是你已经忘了。因此对这些问题，我不得不加以说明。”

“……总之，自卫战争以来，一切军事部署上、战术指导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我应负其全责。”

这段公案的是非曲直，历史与事实自有公断，后人不好妄加评说。但它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受批评的粟裕显然是华东野战军的实际主要军事指挥员。

令人意外的是，收到粟裕自请处分电报的毛泽东，很快于8月6日复电粟裕，说：“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在这之前，毛泽东于8月4、5两日还连发５电，要粟裕速去鲁西南指挥作战，配合刘邓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其中４日午时电说：“山东主力（指陈、唐、叶、陶等5个纵队）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同时指令“陈（毅）率6、9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2、7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将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交粟裕独立指挥，并特意指出华东野战军的供应重心放在粟裕即将抵达的鲁西南，表明中央军委对粟裕指挥环境的理解，并依然给予充分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