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而分兵渡江南进以改变中原战局的决策则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原定战略部署，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东、东北作战。”这些决策进一步肯定了粟裕的战略见解。

豫东战役的成功实践，使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后来回忆这一探索过程说：“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开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

这个过程清楚地表明，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他不仅预见到随着歼灭战规模的不断发展势必形成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且通过对江南和江北、中原和徐蚌的比较分析，得出了徐蚌地区（即淮海地区）是进行这一决战最佳战场的科学结论。可以说，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已经将未来淮海战役的战场规划妥当了。粟裕后来回忆说：“打仗像下棋一样，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至少要看两步走一步。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

他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南线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当中共中央提出拟令华东野战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的时候，粟裕则建议华东野战军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1948年8月23日，粟裕又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为下一步在徐州地区作战及渡江南进创造条件。

1948年9月，粟裕指挥的第二个歼灭战——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使中央进一步调整了原来的战略部署。济南战役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济南战役以后，中共中央考虑到从豫东战役到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实践经验以及全国战局的发展，改变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继辽沈战役之后，连续发起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加快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