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进行军衔鉴定，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制定编制军衔等。2月17日，军委决定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第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11人组成，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1953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比1952年11月总干部部与苏联顾问商定的方案多了一级，即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大校”，这样，既符合人民解放军实际，又考虑了苏联顾问的意见。新方案共设6等21级，将原上将、准上将分别改称“大将”、“上将”，将官依次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增设大校一级，依次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其余也略有变动。

中共中央规定，元帅和大将由中央书记处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上将至少将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军委批准授予；校官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因此，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是由书记处、政治局以上领导人考虑的。

从《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明确要求进行“军衔鉴定”工作，也就是初步确定各级军衔人选。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包括元帅在内的授衔人选最初“鉴定”，至少是从1953年7月前即开始的。否则，仅要求下级单位“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一年的正式授衔后来还是因故取消了，但这个授衔形式的取消显然与已经进行了的“军衔鉴定”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953年10月，贺龙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于30日到志愿军王必成部视察。在对高级将领讲话时，评论过国内正着手施行的军衔制。《贺龙全传》记载如下：

“这时，正值解放军搞评级定衔，大家的思想比较活跃，贺龙这次是代表军委向志愿军各部队的负责干部专门做思想工作来的。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呢？贺龙首先从自我讲起。他说：‘不瞒同志们说，军委已内定我为一名元帅了。我知道，这元帅衔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荣誉和勉励，也是无数战友和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他语重心长地说：‘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从北伐到长征，从抗日到解放战争，直到这次抗美援朝，有多少好同志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朝鲜土地又埋了多少好战友的忠骨。他们，我们应该给他们定个什么级，定个什么衔呢？”

贺龙1953年10月即已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可见在此之前，元帅人选已经在切实酝酿考虑，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的“鉴定”了。此时，尚未成立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49年10月决定，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粟裕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在28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15位。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授衔元帅的罗荣桓不在这一名单之列。名列粟裕之前的军委委员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除开大元帅候选人毛泽东、起义将领程潜以及主要负责地方工作的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粟裕排名刚好第10位。作为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与代司令员，极有可能在这一阶段被列入元帅的人选之一。据粟裕身边的知情人透露：“评定军衔时，最初的元帅名单里，林彪排名第五位，粟裕排名第七位。”

然而，尽管毛泽东要给粟裕授元帅，基于一贯的谦虚和其他方面的种种考虑，粟裕提出了辞帅的请求。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记载：

1955年9月中旬，毛泽东赴邯郸视察。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起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小会议室里，商讨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授衔、授勋事宜，李银桥和成元功、郭仁、石国瑞等人侍卫在侧间房中，听毛泽东谈起了粟裕。

毛泽东吸着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

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