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的提问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如果你回答不好，英特尔再把成都否了，我们就没机会了。”成都外经贸局副局长王琳说出了当时生死攸关的情况。记者手上拿到的见诸文字的问题及成都的回答，就有三大本。为了确保成都项目的成功，英特尔组建了人力、物流、电信、建筑、社会治安、税收、通关六个专业调查组，轮番到成都考察、提问。他们来成都之前会有个问卷，要成都方面两三天内回答，英特尔觉得你回答清楚了，他就不再追问，如果他有一点点的疑问，就会当面再提很多很多相关问题，这种可怕的问法，被成都方面称为“穷尽提问”。

例如，成都回答从市区到英特尔的厂区交通方便。好，怎么个方便？问题就来了。从成都市区的东南西北到英特尔厂区有多少班次公交车？具体线路怎么走？每条线路每班车间隔是多少时间？到英特尔厂区需要多少时间？每条线路的高低峰时间等。由于英特尔主要是靠大量提问来了解每个候选城市，所以成都回答好每个问题，就使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地向成都倾斜。尽管成都方面准备充分，但英特尔有时问得实在是出人意料。在考察成都为英特尔投资准备的600亩土地时，英特尔提出要了解当地的农民支不支持英特尔项目，随后又提了个很人性化也很“怪”的问题：“英特尔在这里建厂，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小鸟会飞到哪儿去？”成都方面耐心而合理地解释道小鸟也得到了“妥善安置”，英特尔才满意。成都为英特尔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人居环境调查报告，报告还写明成都有几个适合外籍人员居住的社区、面积及房价；有几间国际学校，用的什么教材，收费如何；国际医院的服务收费等。但尽管这样，英特尔仍不完全满意，他们不仅要实地考察，还到超市里专门找一种美国牌子的奶粉，看成都能不能适应英特尔外籍员工孩子的“胃口”。对照英特尔近乎苛刻的高要求，成都发现在国际化和物流基础设施上自己还有差距，因此也促使成都加快改善。真正的拷问说来就来。2002年7月16日，由英特尔公司副总裁南希·派敏蒂带队，下辖包括财务成本组、物流运输通关组、人力资源组三个考察谈判团莅临成都。成都英特尔项目领导小组人人心里都清楚，对方此行决定着成都是否有资格留下英特尔。成都进入“大考”的关键时刻。税收问题、用电问题、环保问题、海关问题等都一路“谈”过来了，最后的焦点集中到政府激励措施上——实际上就是成都市政府能有多大程度的让步。这是利益之争。谈判陡转直下，进入僵局。

时间紧急，情况危急。客人这一走可能再也不会踏上成都这片土地，两年来的工作将付水东流，成都将损失惨重。这时，市长李春城出乎意外地出现在世纪厅的门口。

午饭匆匆用毕，李春城将南希等几个高级官员请到了餐厅旁的小型会议室。与李春城谈了仅仅半个钟头，南希阴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尘埃即将落定。2003年3月11日，英特尔副总裁南希女士再次率团赴蓉进行第二轮正式会谈。8月，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克瑞格·贝瑞特来成都，宣布了最后的决定。 （资料来源：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经济时报》 ）

王志纲看英特尔落户成都前几年英特尔准备在中国落户，五个城市抢夺英特尔，上海、杭州、西安、苏州、成都，最后花落成都。可以这么讲，当时的成都是不具备竞争实力的，讲硬件和影响比不过上海，讲浪漫和经济发达比不过苏州和杭州，讲文化根底厚实和科研院校云集又比不过西安，最后却花落成都，让成都抢到了。

成都怎么抢到的呢？我当时也是西安的顾问，陕西省委一位领导见到我说，本来英特尔已经基本确定在西安了，但最后却改变态度，为了这一点他自己三天三夜没睡好觉。他说他们几乎答应了英特尔所要的所有条件，包括地不要钱、配套几千亩地打造一个国际社区。我问他为什么让成都拿去了？

他说除了这些以外，真正吸引英特尔的可能还是一种软实力。软实力是指什么？

英特尔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成天给她献花，邀她跳舞，最后她却跟了别人不注意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吸引她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也许能够炒一手好川菜，让她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成都就扮演这个角色。英特尔发现成都这个地方很休闲，很安逸，很舒服，人们不浮躁。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即使在外面能挣五千块钱人也不去，在成都挣三千块钱就觉得很幸福，觉得这里是做IT产业、做软件最好的地方。在北京、上海，每个人琢磨的就是如何跳槽，成天处于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

而成都文化是一种茶馆文化，坐下来可以摆龙门阵，产生创意无限，这就是IT行业最需要的东西，所以老外一下子就发现了成都的这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