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能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劳力严重过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劳力短缺危机所替代。过去一年干活半年闲、摆龙门阵、蹲墙根晒太阳、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们，如今连吃饭、走路都得像冲锋。

工业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植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变化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能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劳力严重过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劳力短缺危机所替代。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填平新的工厂的劳力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上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出现了。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她宽厚的怀抱，这个社会经济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形形色色的“南下军团”乌蒙山区。贵州省毕节县。城镇山寨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讯息：根据同广东达成的协议，省劳动部门将首批向广东东莞输出劳动力的任务优先安排给了毕节县，以扶助山区脱贫致富。毕节县是贵州的“第三世界”、高寒山区。这里层峦叠嶂，海拔近两千米，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山民们以种玉米、烤烟为主。

全县人口986万，劳动力四十多万，其中农村劳力就有三十多万。劳动力过剩一直是件十分恼人的社会问题。向广东输出劳务的讯息一传开，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家境比较宽裕、本人又有一定文化的城镇待业青年。贵州、广东，关山阻隔，但那伴随着广东的劲歌金曲，透过峰回路转的山道，不断传入这闭塞山区的各种间接信息，早已使这里的小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反正，是个繁华兴旺、挣大钱的地方。山民们没有外流的传统，可这次，却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城镇姑娘抢先报了名，乡村姑娘也蜂拥而上。僧多粥少，自然是“高干子弟”优先。于是，从村到县，各级“高干”的子弟及有门路人家的子女，挤了进来。面对热情如此高涨的社会各界，刚开始还担心任务完不成的县劳动局，这下也提高了要求。完全像招正式工人一样，先搞“三自愿”——本人申请、家长签字、单位或乡村出证明，再搞政审、体检。最后，还要求入选者每人自备120元车旅费，一部分当盘缠，一部分当到工厂后头一月的生活费。

“贵州军团”组成了。251人，年龄17～25岁，清一色的姑娘。“军团”分三批开拔。县委、县政府对山区划时代的这次“娘子军”远征给予了高度重视，让劳动局派专人护送，派人在贵阳、怀化、广州三个中转站联系打尖。开拔的这天，万人空巷，场面热烈，气氛悲壮。姑娘还嘻嘻哈哈，父母却涕泪横流：“乖，广东那地方是个花花世界，不习惯就回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家里再愁也不愁你这几口饭！”……从毕节到广州，足足走了五天。到了广州，还没来得及饱眼福，姑娘们就被分到东莞农村的几个工厂。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劳动紧张，生活内容贫乏……现实与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广东这地方不是人待的。

水井就在鱼塘边，当地人却拉屎喂鱼……四脚虫墙上爬，蚊子像轰炸机……”一个姑娘向家中发出这样一封诉苦信。紧接着，家境优裕的人首先溜号了。伴随着她们的回归，谣言在家乡传开了：“不得了哇，姑娘们一到东莞，要排好队，脱光衣服，让解放军挑，拿去当婆娘。”“进了厂就脱不得身，逃走抓回来要脱光衣服吊起打。”……谣言越传越邪乎。家长们一个个都吓坏了。正在手足无措、举棋不定之时，鸭池区一个副区长伙同另一个干部已抢先把女儿接回来。他们的现身说法更具有权威性：“那个地方恼火得很，娃娃们一个个熬得黄皮寡瘦的让人心疼。”这下家长们真正慌了神，有的寄盘缠，有的捎口信，不少人甚至千里迢迢杀奔广东，接女儿来了。县劳动局见娘子军军心动摇，大有全线崩溃之势，赶紧派员前往东莞安抚，不曾想适得其反，“残存”的姑娘们见劳动局来人了，顿时一个个觉得自己吃了亏。

于是义正辞严，向政府官员提出两点要求：我们同意按合同干足两年，但县上必须答应回去以后农村的转为城市户口，城镇的得优先安排工作。观点转了过来，当初争着来广东“淘金”的姑娘如今俨然成了“抗美援朝”式的荣军了！县劳动局不能满足她们的要求。结果，“贵州军团”全线崩溃，多数姑娘溜号回家，挺过来的少数坚定分子也成了散兵游勇。“贵州军团”的崩溃史，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是内地各省有组织地向珠江三角洲输出劳务的一个侧影。它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劳务输出的心态及珠江三角洲劳动力流动的现状。珠江三角洲自1980年开始劳务输入，至今已吸纳上百万外来劳力，其中十之七八是年轻姑娘。劳力流动的总体规律是：来得多，走得多；不断走，不断来。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这一浪潮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初是广东山区、邻近省份，到现在，已扩展到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卷裹和牵动了上亿人口。

就在“贵州军团”全线崩溃的同时，内地许多省市的省长、市长、县长们纷纷带队南下广东，洽谈劳务输出事宜。记者在一个小小的莞城镇，一天之内就见到了来自江西、辽宁以及总结经验以图东山再起的贵州等三个省的劳务输出洽谈团。东莞市1989年计划输入外来劳力5万人，已有19个省市的劳动部门前来联系洽谈。辽宁省希望把5万指标全部包下来。辽宁省的胃口为何这么大?该省劳动局的同志告诉记者，因为辽宁全省现有剩余劳力高达两百多万人。在珠江三角洲的百万劳务大军中，最坚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没有政府组织、保护、自发流入的散兵游勇；最能战斗的队伍不一定是来自贫困地区。最发人深思的是，四川、贵州两支“部队”，同属大西南，语言、生活习惯同出一源；贵州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落后省份，“苦甲天下”；四川则号称“天府之国”，富甲神州。但是，“贵州军团”在这里却是弱不禁风，一触即溃；四川“游击队”却是落地生根，愈战愈勇。除了输出形式不同这一后天因素外，先天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真正的天府只有成都平原那一块弹丸之地，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多属丘陵和山区，但这些地区都沾了“天府之国”的光，没有外援，于是乎，自力更生，天经地义。

贵州的自然条件同四川多数地区相同，但却沾了少数民族省份的光。几年来，国家不断地扶持，年年给她输血，于是乎，反倒造成了许多人等、靠、要的惰性，缺乏开拓精神，甘于守贫。不从后天上找原因，你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贵州先民大部分是从四川移民来的，为何一成贵州人后，就丧失了四川人那股披荆斩棘、吃大苦、耐大劳的传统精神？”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此语耐人品味。在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采访时，除了广东、广西、湖南人外，记者遇到最多的就是四川人。他们多是通过亲朋牵线，自发流入这个陌生地区的。人生地不熟，工作也艰苦，但他们却大都情绪稳定，表现出极大的知足感。在顺德县桂洲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里，厂长向我们介绍了他手下的一名四川籍工人。这是一个来自广安县的农村青年，他不仅自己来到这里，还把老婆也带来了，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他告诉记者，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300元，在老家，累死累活，一个月顶多能挣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