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成功后，很快建立了湖北军政府，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0月22日，与湖北邻近的湖南省发动起义，建立湖南军政府。同日，陕西省发动起义成功，建立了陕西军政府。10月23日，江西九江发动起义，建立九江军政分府；31日，江西南昌发动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10月29日，山西发动起义，建立山西军政府。10月30日，云南发动起义，建立云南军政府。紧接着，就是上海革命党人发动上海起义和浙江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13个省和一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宣布起义，革命的浪潮真如江河奔海，一日千里。正是在这样高涨的革命形式下，在日本高田联队实习的蒋介石于10月末接到陈其美召其回国参加革命的急电。慑于日本军队的严厉军规，蒋介石经过争取获得48小时的假限后，迅速与同时应召的同学张群、陈星枢一道急速离开高田，在同盟会东京支部安排下与其他留学人员回国参加革命。10月30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和浙江的革命条件已经成熟。根据陈其美的安排，蒋介石受命到杭州加入敢死队。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领导发动起义，并建立了上海军政府。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11月4日发动起义，在起义过程中，蒋介石率领一部分敢死队员向省抚署衙门发起攻击，其他各路义军对各自进攻的目标发起进攻，起义很快获得成功。蒋介石作为一个应召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在辛亥革命具体的武装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锻炼和考验，也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杭州起义胜利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向陈其美复命。这时，陈其美已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部长。由于蒋介石在浙江起义中的表现和与陈的特殊关系，蒋介石被任命为沪军第二师第5团团长，师长是留日归来的黄郛，旅长是张宗昌。蒋介石由一个留日回国学生，通过一场起义升为团长，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来说，也算是有了以后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台阶了。

这时，在革命形势高涨的背后，革命队伍内部派系之争所导致的历史上的矛盾和现实利益上的冲突也在滋生。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缺乏严格的纪律和双方必要的调解，也会发爆发不幸的内讧。同盟会本来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地方性的革命团体联合成立的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同盟会本身是由不同的地方革命团体合并而成的，而且这种合并没有消除同盟会内部原有的各地方性会党的界限，因而，在对统一革命组织认同、革命理论认同、革命领袖认同、武装起义发动、海外筹款分配等问题上，曾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纠纷，也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尚处于中国传统的绿林好汉式的英雄向现代职业革命家过渡的转型期，革命者自身存在的各种局限性和弱点，使同盟会的矛盾和冲突不但无法缓和，而且还可能激化，如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其内部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的矛盾、同盟会中部支部主要负责人陈其美与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的矛盾。于是，在高潮迭起的革命交响乐章中，在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陶成章被刺血案这样不和谐的声音。而陶案的要角之一，就是蒋介石。

同盟会作为一个全国各地方革命组织的联盟，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孙中山作为同盟会中的革命领袖，他本人的某些做法，受到同盟会革命组织内部其他领导人的批评也是正常的。而且，由于1907年以后日本以及中国香港、越南等地的殖民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孙中山不得不远走南洋和欧美。因而，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总部就无法实施有力的领导和整顿，他的注意力便转向南洋和国内的华南地区。这样，作为同盟会总领导机关的东京同盟会总部，事实上难以真正发挥其全国性的领导作用。在此情形下，难免导致东京同盟会总部领导成员对孙中山的意见、不满甚至反对。同盟会内部的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影响同盟会组织的团结甚至导致组织的分裂。早在1907年，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之请，日本政府迫使孙中山离境。孙中山离开日本后，同盟会内部因孙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馈金而未与众人商议一事，曾发生了一场反对孙中山的风波，陶成章曾是参与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款未得满意结果，再次对孙中山产生误会和不满，于是联络他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盟会员的名义，起草了《孙文罪状》（又名《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12条，要求开除孙中山所任同盟会总理一职，并诬谤孙中山贪污巨款，在香港、上海存款20万，不负责任地将之通告海内外。陶成章还带着他起草的《孙文罪状》一文回到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陶成章的上述激烈做法和对孙中山的攻击，遭到黄兴等人的抵制，未能成功。这样，在同盟会内部因反孙不成，章太炎、陶成章等原光复会领导人于1910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尽管如此，在清廷这一大敌未倒之前，两党还要合作对敌。因此，当1911年7月成立于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时，又面临与这时也回到上海领导江浙地区革命运动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的合作反清问题。在7月26日这两个革命组织讨论合作问题时，同盟会的陈其美与光复会的陶成章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然拔出手枪相威胁。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革命组织在上海地区的领导权问题。鉴于陈的威胁，陶成章不久离沪再赴南洋，但上海一地两个革命组织的格局却就此存在下来。事实上，在上海起义和浙江起义过程中，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革命组织大体上能以大局为重，共同促成了两地起义的胜利。但是，在胜利后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同盟会和光复会、陈其美与陶成章又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