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五、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29〕

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也下达了训令：“日军于鲁南、鲁中及江南地区屡遭惨败，因此日本国内除有政变迹象外，并引起强烈的反战思潮。加以对苏关系日趋变化，致使中苏国境之日军调动亦不可能。敌人鉴于其对华战线屡战屡败，国际地位日趋低落，遂置未来利害于不顾，于最近对其在河北、山西、山东及江南战线之疲惫兵力，仓皇进行整顿补充，企图拼死挽回鲁南之颓势。因此，我忠勇之将士，应深刻认识敌人目前所处之窘境。全军一致，取得最大战果，人人奋勉，粉碎当面之敌，为我民族之独立，为完成抗战之伟大使命而努力奋斗。”

日军在临沂和台儿庄吃了败仗后，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自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4月间，日军遂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三十多万人，分六路向徐州实行大包围。这时，蒋介石打算扩大台儿庄的战果，急调援军赴徐州，要同日军在徐州附近“一决雌雄”。在一个月内，增援的部队有九个军、一个师达二十万人，加上第五战区的原来七个军和后来增加的三个集团军、一个军，总共兵力达六十多万。蒋介石又命令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在豫东的归德、兰封一带。同时，又派白崇禧率领统帅部参谋团到徐州筹划防御战。

鉴于京沪战役的教训，“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30〕于是在1938年5月初旬，国民党军队自徐州地区作有计划撤退。“我鲁南部队，为脱离目前之不利态势起见，十三日起整顿西移，于五月下旬我孙连仲汤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点。徐州则经刘汝明部剧烈抵抗后，亦于五月十九日放弃。”〔31〕蒋介石在6月3日的日记上说：“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徐州最后是失守了，但就徐州会战来说，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时起，到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在津浦线上，国民党军队同日军周旋了5个多月，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发挥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间的冲突引起英、美、德、意、苏等国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37年7月16日发表声明，劝告一切国家在推行其政策时，勿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

8月中旬，战火波及上海后，在中国有重大权益的英国首先提出了日本有领土野心的问题。8月18日，英国驻日大使代理德斯到外务省拜访堀内谦介次官，提议上海地区作为中立地区。德斯说，如果日、华两国把上海作为中立地带而撤退军队，英国愿在美、法两国的帮助下承担起保护日本侨民的责任。堀内将挑起战事的责任推诿给了中国方面，他说，发生事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方面无视停战协定，所以首先应使中国方面从停战协定区域撤退正规军及保安队，以此为先决条件，拒绝了英国的要求。8月23日，赫尔要求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武力，要按照国际间通行的原则解决事态。

8月21日，中国与苏联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互相攻击，倘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不得援助第三国。中国政府于条约公布时（8月29日）由外交部发表谈话如下：

此举不独对于中苏两国间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矢。……

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日本），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32〕

9月4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强调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和平的意义，希望唤起国际舆论：

日本侵华之目的，乃在建立一大陆帝国，进而作威胁世界和平之根据。

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之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与凯洛格条约（非战公约）签字国及国联各会员国之责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