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蒋介石在第一期抗战中的表现有过高度的概括：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46〕

陈诚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一期抗战的战略方针作了这样的说明：“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势，消耗敌人，且保持我之主力。故对敌之大攻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主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认为，在这抗战的最困难时期，之所以能连续展开五次大的战役，彻底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是因为我们已奠定了后方根据地。“自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将士们英勇抗战到了今天，虽然牺牲惨重，已使敌人胆寒，这都因为抗战已有了预定计划，所以前方杀敌，格外安心，如果四川根据地没有建立以前，那不仅上海不能作战，就是在南京汉口亦不能和敌人抵抗。”〔47〕蒋介石何时决定将四川作为抗战的后方呢？如他本人所说：“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时郑重指出：“我敢说：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48〕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国防最高会议于17日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始办公；7日，中央党部也迁至重庆。只是政府的军政机关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于是，在重庆成为抗战之中心前，武汉先行成为战时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12月14日，蒋介石抵武昌，次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号召军民抗战到底。1938年1月，陈诚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守卫这个战略要地。

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保卫武汉的意义在于：第一，“武汉居长江上游，为天下之中，无论我们要控制东南和华北敌人，恢复已失的领土，或保持内部与西北的联络，巩固后方的安全，我们都必须保卫武汉，固守武汉”。第二，武汉为“全国交通的总枢”，为确保南北两战场的联系，便于兵员、弹械、粮秣的接应和兵力指挥运用灵活起见，必须保卫武汉，固守武汉。第三，武汉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为事实上的首都，必须尽力保卫，抵死固守。第四，辛亥以来，武汉是革命的中心重镇，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地，为确保历史的光荣，必须效法当年革命先烈光复武汉的革命精神，确保武汉的安全。因此，蒋介石认为：“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其成败得失，内则关系我抗战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安危，外则足以影响国际的局势，实在是关系重大的一件大事。”

在武汉会战正式揭幕前，中日空军在武汉上空首先展开了激战。1938年2月18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配合下，首次在武汉空战大捷，击落日机11架。4月29日，日军出动36架战机再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起飞应战，击落日机21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