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为完成中国抗日大军的战略转移，和西南大后方的部署赢得了时间。此后，四川天府成为对日抗战的中坚区域。还在1937年11月，国民党中央作出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的决议后，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之演讲，明确宣布国府迁渝是抗战最后胜利的保证。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之后，安全并没有得到保障。1939年5月3日，日军出动大约50架作战飞机，首次轰炸重庆，主要目标就是蒋介石在重庆的行营地方，日军试图将蒋介石空中斩首。蒋介石早有防备，逃过一劫。然而，日军大轰炸造成当地居民1000余人的死伤。当天，国民党空军与日军在空中激战，重庆的防空炮火也对敌机开火，2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多架飞机被击伤。国民党损失飞机10多架。后来，日军又多次轰炸重庆。

1940年7月，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浙江大学张其昀教授撰文指出：“我们设想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不积极攻我首都，而集中精锐力量先发动对我西北或西南的攻势，恐我后方根据地的建设，必将大感困难。此于我国当为何等不利！”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作检讨时，也谈到了西南、西北地区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他说：

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左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右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51〕

当然，日本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只是其失败的一个客观因素，关键的还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正如反扩张主义派代表石原所说：“即使蒋倒了台，我也不相信四亿中国人就会投降。”战争使石原认识到：“自从满洲事变以来，特别是自从目前这一次事变以来，我们的四亿中国兄弟已经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了”，中国人民已经睁开眼睛，“可是日本人现在却在打瞌睡了”。〔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