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信奉基督教，1930年受洗为基督教徒，深受基督教之影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卢沟桥事变前，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讲的最多的就是“忍耐”，“忍耐”成了妥协退让的代名词。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认为前耻已雪，不能再提雪耻了，要“以德报怨”，“不念旧恶”，要全国人民都像他一样，善恶不分，以虚伪的博爱精神去对待昔日的日本强盗。

蒋介石为什么会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呢？其实，很好理解。蒋介石虽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日本投降了，眼下要对付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不念旧恶”，对共产党可是要旧账重算。他认为，日本人带给的耻辱虽然已经“湔雪净尽”，但是如果不彻底消灭共产党，那“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4〕他打算尽可能地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早在8月10日，蒋介石即对即将投降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发出训令：命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8月15日，蒋介石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所部日军：“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与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日，蒋介石再次命令冈村宁茨，要日军维持占领区秩序，并据守城市，抵抗共产党武装的进攻。冈村宁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发表通告，拒绝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声称，如果对日军采取不法攻击态度，或要求解除武装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之轨外行动，不得已时决采自卫行动。冈村宁茨还亲自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依照这个纲要，日军官兵纷纷向国民党军队缴械，而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日军在投降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维持占领区秩序，使主要交通线及重要城市“确保无恙”，密切配合了蒋介石抢占军事重地的行动。蒋介石对受降活动比较满意，1946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预定目的，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产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之至高至贵之德行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决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决不对敌人以前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投降而共产党遂无蛊惑之机矣！〔5〕

日本投降后，关于遣返投降日军、审判战犯及战争赔偿等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首先是遣返投降日军问题。战后，日本在中国有大量军人及侨民。除少数军官和技术人员被国民党征用外，截至1946年9月，自中国遣送回国的日本人共计271万多人。何应钦回忆说：为了日军复员，中华民国拨出了80％的船舶（30万吨）和70％至80％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受到了影响，确属事实。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返乡日军及侨民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政策。冈村宁茨回忆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当遣返之际，无论军人或侨民都准许除了被褥之外，各带行李30公斤，及侨民1000日元、军官500日元、士兵200日元的现款，“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日者的行李的确太多了”〔6〕。1952年日台和约签订之后，芳泽谦吉出任日本驻台首任“大使”，临行前裕仁天皇对他说：“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恩报仇’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在会见蒋总统时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