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从清末开始，天津就有学校、天津青年会足球队与外国球队过招儿，但一直是胜少负多，被洋人队连灌四五个球也是常事。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足球运动在张伯苓等一批有识之士倡导下，得以蓬勃发展，学校组队的旧有模式被突破，业余足球队如雨后春笋，津门掀起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足球热。

张伯苓重视体育教育，更钟爱足球运动。他曾说：“足球比赛胜负决不能只靠前锋的进攻或门将的守卫，必须赖全体队员共同努力，这种共同的努力便是合作......西洋人总是嘲笑国人是‘一盘散沙’，做事‘五分钟热度’。足球比赛时间长，紧张激烈，越到终场更为火炽，必须具备坚持到底的精神。如以此当做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为‘五分钟热度’了。但足球运动的团结合作性强，技术尚在次要，全队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有胜利希望。这是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的良好手段。”

由于张伯苓把足球提到强种强国、塑造民族性格的高度来抓，所以南开的足球运动很快普及，后来居上。南开大学、中学几乎每个年级、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足球队，学校每年都举行班级和年级足球赛，优胜者给予奖励。最引人瞩目的是每年冬季南开与清华大学足球队之间的比赛。按照比赛规则规定，比赛在两校轮流举办。由于双方都是平津一带久负盛名的学校，因此两校足球队的对垒，总能引起学生们极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

在足球运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南开学校从大学部、中学部中挑选出最优秀的足球队员，组成南开大中联队对外比赛，谱写了南开足球的辉煌历史。尤其是在南开大学进行比赛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南开学生都自发地到场为南开大中联队呐喊助威。在比赛现场，啦啦队长挥舞着小校旗，带领着南开同学为自己的队伍加油，整个运动场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在张伯苓的倡议下，南开大中联队与北宁队联合组成天津中华足球队以后，从根本上改写了天津足球屈辱的历史。

当年天津最具影响的国际赛事是从1930年开始举办的“爱罗鼎”杯万国足球大赛。这一赛事最初只在旅津西人中进行，并不允许国人参加，后在张伯苓的多次斡旋下，由南开大中联队与北宁队组成的天津中华队才得以加入。1933年，中华队首度参赛，就以锐不可挡之势，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与英国队在决赛中打成一平时，裁判员判给英国队一个点球，中华队饮恨球场，但虽败犹荣，就连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的评论也称，是因“由于裁判不公”才帮助英国队登上冠军宝座。天津有了能与欧洲队抗衡的足球队了，这足以让国人有了自信，因而天津球迷骤增。

翌年，中华队再度征战“爱罗鼎”赛时，场上观众竟达3000余人！但遗憾的是，这次，中华队又只拿到了一个亚军。当裁判结束比赛的哨音吹响时，看台上始终狂热地为中华队加油的观众，一下子静了下来，“三千父老，吞声忍气，踱出英国球场”。

面对失利，永不言败的中华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们认真地总结了前两次比赛失败的经验教训，细致地研究英国球队的战术和个人技术特点，刻苦训练，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的对抗能力。1935年冬，中华队满怀信心地再度征战“爱罗鼎”比赛。首战中华队与英国队对垒，上半场中华队打得有些保守，基本上处于守势，在对方凌厉的进攻面前，门将表现神勇，扑出了多个险球。下半场易边再战，队长孙思敬多次策动进攻，锋线上的孙福来、孙永泉和姜璐先后破门得分，中华队3:0干净利落地取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

第二场比赛面对打法凶悍的俄侨队，中华队全力应战，场面形成胶着局面，就在半场行将结束之时，司职中后卫的孙思敬在后场得球，一路突破，带球过中圈弧后，用眼扫视了一下对方阵地，但见守门员站位靠前，后卫位置松散，他拔脚怒射，球直奔对方大门而去，等到对方守门员做出反应为时已晚，皮球应声入网，1:0！下半时开始后，俄侨队猛烈反扑，中华队奋力防守，门将在临终场前扑出的一个必进之球，彻底粉碎了俄侨队扳平的梦想。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多国联队，依然未能阻挡天津中华队前进的脚步，中华队4:0高奏凯歌。

这是天津足球队第一次在国际赛事中取得胜利，也为天津足球史书写了辉煌的一笔。“中华队夺得‘爱罗鼎’杯了！”人们奔走相告，竞相传送着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中华队一时成了国人的骄傲和自豪。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陈尔德、刘世藩、刘宝恩、孙雅庭、孙思敬、梁铭宗、姜璐、孙福来、赵启春、孙永福和胡宗益。

一直倡导体育兴国，热衷于足球运动的张伯苓，听到这一消息后兴奋得像个年轻人，又是鼓掌，又是蹦高。高兴之余，他掏自己的腰包大宴中华队。当见到队员们时，张伯苓逐一与他们握手，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英雄”、“争光”这几个词。席间，他激动地说，你们的实际行动是对西洋人嘲笑国人的最好回答，你们的行动说明了国人团结合作的精神，你们已经具备坚持到底的毅力和耐力。宴会结束后，在张伯苓的倡议下，他们一起到鼎章照相馆，用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美好的时刻。

1936年4月，中华队再次参加“爱罗鼎”国际杯足球赛，连胜数场后轻松进入决赛，而决赛的对手又是英国队。比赛一开始，他们就动作粗野，屡屡犯规，而司职裁判不但不予阻止，反而故意偏袒英国队。面对不公正的裁判，中华队队员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地坚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比赛开始后，中华队队员发现，裁判的偏袒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在多次明显错判后，队长孙思敬与裁判交涉，竟被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一判罚更加引起中华队的强烈不满，在交涉无效后，孙思敬指挥全体队员退场，宣布弃权。

第二天，国人为中华队“顾全国体，忍心弃权”，宁可“牺牲各队员奋斗之功绩，以为国人争气”的行动大加赞赏，严惩不公正的裁判呼声此起彼伏。然而，主办“爱罗鼎”杯赛事的万国足球会，不但没处理裁判，反以“中华队队员运动精神欠佳，队长负有不能约束队员之咎”为由，勒令中华队停赛一年。难怪就连《京津泰晤士报》也发表英人库林（Mr.A.P.Cullen）的文章，指责此次比赛“有欠公允”，英国队在第十二个队员——裁判的帮助下取得的冠军“不甚光彩”。

中华队更认为“此事关系国体，至重且大，吾人岂能忍受，故不得不郑重声明，因即召集全队大会讨论办法。结果议决，中华队此后所有在万国之比赛完全退出，并议来季华人正宜设法团结，联合抵制，做一坚实之准备，对于该会决不与以任何之赞助，各项比赛华人均不参加”。4月24日，队长孙思敬还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写在中英“爱罗鼎”国际大赛后并告国人》一文，讲述事件的原委，表明了退出的决心，号召全体华人都行动起来，坚决抵制此项赛事。

1939年，中华队再次回到阔别两年的“爱罗鼎”杯的比赛球场。这次，他们没给任何球队机会，横扫所有对手，再次捧得“爱罗鼎”杯，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为天津老少爷们儿争了气，为国人争了光，为中国足球史续写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