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34年1月，在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10周年之际，张伯苓、王正廷呈文教育部，“恳请拨款资助，藉维会务，发展体育”。信函历陈该会自1924年成立以来，“对于国内体育事业之推进，与夫国际体育竞赛之联络，具有相当成绩，宇内咸所闻知”。信函特别强调，经过多年的努力联络，该会得以加入世界运动会会员，先后成为国际田径、网球、足球、篮球、游泳等5个协会会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增进国民之体育，发挥民族之精神方面发挥了作用。

信函最后请求说：“敝会既有深长之历史，又有昭著之成绩……现敝会组织，业经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此后进行方针，正拟发展全国之体育及国际之联络。为此，缕叙前因，沥陈现状，恳请大部（即教育部）赐拨资金，每年额定国币2万元为常年经费。其有不足，再事募征，则基础既固，协济易筹。明知时局艰难，帑款支绌，但体育为国家要计，民族之精神系焉。想大部规划深远，策远机先，必不惜此微款，而乐为全国之体育倡也。”尽管这封信函言语恳切，内容入情入理，但教育部接函后并未予以理睬，更没有拨款。

1935年10月18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乘在上海举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之便，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修订了会章，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等仍继续被推举为负责人。

1936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组织全国有识之士观摩欧美各国体育开展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为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选拔了69名选手，组织体育考察团，为弘扬我国尚武精神，还特意组织了一支国术表演团，组成了一支140名代表和职员，奔赴德国柏林。这是旧中国三次参加奥运会队伍最为“庞大”的一次。由于成功地完成了此件体育大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颇获政府的好评和国人的赞誉。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奥运代表团的同时，口头表扬了该会的“认真工作”。

然而，就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时候，1937年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中国人民随即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工作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艰苦阶段。

七七事变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因需留沪主持圣约翰大学校务，未能随该会内迁重庆，一时该会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几至停顿。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该会主席董事张伯苓挺身而出，为该会工作多方奔走，决定1941年2月1日在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召开该会董事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聘董守义先生兼任副总干事，负责拟订本会战时工作计划。

同年5月6日，张伯苓亲自将该会重要文件呈送国民政府社会部，由该部核准备案，颁发钤记，成为政府法定机构。然而，政府财政仍不给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任何资金支持，该会只得暂借重庆夫子池新运模范区135号为临时会址。为了让该会有一个安定的办公屋舍，张伯苓、董守义日夜奔波，各方游说巨贾绅商为该会捐款，后利用捐款在重庆大田湾建起了两间西式平房，这两间平房成了该会八年抗战艰苦时期的办公地点。

1942年2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再度召开董事会，议决将叛国降日的常务董事褚民谊开除会籍，增聘戴传贤、陈立夫、谷正纲、张治中等为名誉董事。10月1日，奉社会部令，该会进行改组，取消董事会，原任董事改称理事，名誉董事改称监事或名誉理事，分别组织理事会与监事会，公推张伯苓为理事长，商震为常务监事。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重新建立起来，但没有政府资金支持，各项工作一时无法开展。该会遂“编具经费概算计75.632万元，呈请行政院予以补助”，行政院遂交财政、教育、社会三部会核，后经三部核减为46万元。但一年过去了，这笔款项却迟迟未到。1943年2月17日张伯苓遂致函孔祥熙。

号称“以办教育起家、注重体育”闻名的国民政府要员孔祥熙，1901年曾留学美国，1907年获美国欧柏林大学学士和耶鲁大学理化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山西太谷创办“铭贤学校”，推行新式教育。辛亥革命后，曾任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1924年赴广州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之后赴南京，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