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36年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作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最高负责人，张伯苓自然被列入了赴德国的名单。但事实上，他没有成行。这里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南开校史：

北洋水师出身的张伯苓，以其深邃的全局观，对于抗日战局有着清醒而富有远见的预测。1935年11月，为谋教育工作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他在长江江轮上，望着波涛翻滚的激流，想着国难当头，筹谋自己钟爱并为之献身的教育事业，心潮澎湃，诗兴涌动，写下言志之作：

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

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

考察的结果，张伯苓决定在重庆兴办一所中学，以备一旦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燃及平津之时，用以延续南开中学的教育生命。1936年3月，张伯苓委派得力助手喻传鉴和严修之孙严伯符等人到重庆选址筹建新校。当年8月，新学校在重庆沙坪坝建成开学，取名南渝中学，意为南开（南）在重庆（渝）开办的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喻传鉴任教务主任，韩叔信负责教学事务。

1936年4月24日，张伯苓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原因：原本中国代表团公推他领队赴德，但因他已在重庆沙坪坝选址兴建南渝中学，8月底第一期工程完竣，9月10日他将出席南渝中学的开学典礼。因奥运会日程恰与这一时间发生冲突，所以，他不得不被迫放弃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了。

张伯苓虽然不能领队赴德亲临赛场，但他仍对代表团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建议。他说：“此次参加世运应认真目标，非仅为竞赛，而在认识运动之真意义。所有未了问题，并宜在途中详加研商。回国之后，关于体育之师资问题，尤当特别注意。”

可以说，这一次是张伯苓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时机，但在日本侵略华北，危机迫在眉睫，体育与教育发生冲突时，作为一个致力于教育救国的爱国教育家，在他呕心沥血兴建的南渝中学建成之际，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以育才救国为重，第二次错过了参加奥运会的良机。

后来事态的演变证明了张伯苓的预测：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中国华北大地。7月29日、30日，日本军队在已经占领天津的情况下，仍然野蛮地轰炸了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使张伯苓多年奋斗的成果毁于一旦。

7月30日，正在南京的张伯苓发表谈话，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受之损失，决不挂怀，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1938年12月，根据南开校友会的建议，南渝中学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延续了南开中学的教育生命；南开大学则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内迁昆明，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精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