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的安全最好的防卫在于我们的价值观的广泛传播。然而，若没有一个承认这些价值观的（制度）框架，我们的价值观的传播将难以为继。

如果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那么它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对策，基于一套全球性的规则。

——托尼 ·布莱尔（ Tony Blair），2004年3月5日

虽然国际法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成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日常话题。外交豁免、种族屠杀及其他国际犯罪、贸易战、全球变暖、关塔那摩湾的囚犯、伊拉克战争、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等已经把国际法带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英国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英国现在是一个中等大国，它依靠对国际法的尊重。 2003年 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星期，英国首相布莱尔宣誓他将遵循以下国际法准则：英国军队只会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伊拉克战争；同时只有在尊重全球规则的情况下才会实行占领。布莱尔没有别的选择，英国囚犯在关塔那摩湾的不公正待遇、种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以及英国政府对此漠不关心的态度，使他面临着公众的极度不满。

布莱尔对公众所作出的承诺是对社会上日渐上升的担心情绪的及时回应：公众担心英国会再次陷入第二次苏伊士运河事件，担心英国在没有得到国际支持和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英国前首相安东尼 ·艾登（ Anthony Eden）不但没有寻求他的总法律顾问的正式意见，而且也不顾外交部高级法律顾问吉拉德 ·菲茨莫里斯（ Gerald Fitzmaurice）先生的反对意见。艾登转而选择依赖亚瑟 ·戈德哈特（ Arthur Goodhart）教授的支持观点。他是牛津大学前法理学教授和大学学院院长，他的意见不久前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公开发表。 .布莱尔起码曾多次向他的总法律顾问、皇家法律顾问戈德史密斯（ Goldsmith）勋爵咨询意见，尽管并不清楚他是否每次都能得到相同的建议。

2003年 3月，英国政府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措施，公布了总法律顾问最近的法律意见，该意见认为采取军事行动不必要获得安理会的明确授权。采取这样的非常措施是为了满足以下几个政治需要：一是要解除公众和媒体的担忧，二是要鼓动犹豫不定的工党国会议员投票支持战争，三是要说服国防长官同意派遣部队，采取军事行动，可谓“一石三鸟”。在前两个方面这份意见也许奏效了，但在民意法庭它却没有起到意想中的效果。在报纸上，公众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而一些公众人物也出面质疑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总法律顾问的意见受到媒体和国会史无前例的关注。沉稳保守而且备受尊重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勋爵，曾任英格兰与威尔士大律师公会主席，认为总法律顾问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也不应该公开发表。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将在日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首相和总法律顾问的名声。英国政治评论员彼得 ·轩尼斯（ Peter Hennessy）则认为这个问题是“布莱尔的首相生涯中的重大失误”，且会“降低人们对布莱尔政府的信任”。

直到 2004年 12月，还有 600多名俘虏仍然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其中包括 4名英国人。在这些人中，只有小部分在关押前受过检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 2004年 6月介入，在宣称这些俘虏有权向美国联邦法院寻求救济之前，这些俘虏已经在那里待了有两年半多，没有任何途径可寻求法律代理或获得任何法庭救济。英国最高法院即上议院大法官斯泰恩勋爵指出，在这种条件下的羁押是“美国司法制度上的污点”，是完全违背国际法的。斯泰恩还呼吁英国政府应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其公民的国际权利。斯泰恩勋爵的干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标志着英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层面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几个月后的 2004年 12月，上议院司法委员会作出裁定，认定“ 9·11”事件后颁行的一项允许未经检控程序无限期羁押涉嫌国际恐怖主义的外国人的法律，明显违反了英国的国际条约义务。

在美国，少有人关心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细节或关塔那摩湾俘虏的羁押状况。但在 2004年 3月，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反映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内的伊拉克人和其他穆斯林俘虏被虐待的照片被公开时，整个西方世界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有关的国际规则上。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日内瓦公约》成为激烈争辩的话题。随后，五角大楼的一份备忘录被泄露并公开。备忘录似乎赋予了使用酷刑的权力，而这是违背美国在 1984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 “9 · 11”事件之后美国所采取的行动使人们严正质疑美国对基本国际法的承诺，包括关于人权和俘虏待遇的承诺。这是否表明英美两国抛弃了他们在二战后比其他国家都更积极主张建立的国际法律机制？如果真是这样，这意味着 21世纪国际法又将有怎样的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