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的在实际工作中，戴笠感觉到一个人的力量太弱小了，他将平日关系密切，有共同抱负的同伴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十人团”。戴笠的雄心壮志正欲施展，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却遇到了瓶颈。

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社会各界都在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国民党内部也因为他软禁了反对他进行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而集体对他进行声讨。国民党四大召开以后，宁方国民党中央电邀粤方、沪方中央委员来南京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否则不去南京参加会议，而要求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迫于粤方的压力，12月22日，蒋介石于当日通电请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但是蒋介石已经不像是第一次下野那样仓促应对，他在通电下野的当天，召开了国务会议，并在中央和地方各要害部门安插亲信，控制中枢机构，为以后上台做好准备。之后，他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在雪窦山上的妙高台静观局势，伺机而出。

就在他退隐休息的这段时间里，戴笠领导的“十人团”却在积极地活动。他们每日往返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了解国民党各派的动向，并随时向身在奉化的蒋介石密报。

1931年的深秋，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三省，国家陷入存亡的危急关头。举国上下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都是义愤填膺。而国民党内部又各怀鬼胎，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统治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的深渊。有一日，他忽然召集了他的亲信黄埔系学生开会，看着十几个得意爱将，蒋介石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烟，喝茶，陷入沉思中。

当时在场的除了戴笠，还有贺衷寒、康泽、邓文仪、郑介民等老牌特务，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不敢出声。现场除了偶尔的咳嗽声和茶杯和桌面磕碰的声音，静得让人烦躁。

贺衷寒自诩是黄埔的老大哥，就率先发言：“校长这次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事呢？”

蒋介石依旧是沉默。邓文仪忙接口说：“我们既然在校长身边，自然就应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怎么能问校长有事吩咐才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