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时局细品其中味留后路广交革命党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杜月笙不是一个迂腐的人，随着他的事业不断壮大时，他很清醒的认识到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的重要性。

一点给自己留余地，让自己行不至绝处，言不至于极端，有进有退，以便日后能机动灵活地处理事务，解决复杂多变的问题。

上海法租界曾经居住过不少革命党人。比如陈英士自东京回国，在法租界平济利路德福里一号建立革命机关；与此同时，张静江由巴黎归来，和前浙江盐运使蒋孟苹合伙，在法租界福建路开设通济公司，表面上做买卖古董的生意，实际亦为策划革命的大本营。

除此以外，1911年前后，革命党在法租界还设有机关和重要人物住宅，比如孙中山寓所等。

这些革命党人以法租界为工作基地，和巡捕房里的人物，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捕房中人吃的是外国公事饭，必须谨守本身的立场。他们知道法国人应付革命党人的问题，和他们同样的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必须敷衍当权的中国政府，如满清朝廷和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另一方面，自他们政府以至个人，一概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尴尬的处境下，黄金荣当时所决定的方针，是尽可能避免跟革命党人公开来往，但如遇有重大事件，或特殊紧急情况，则又不惜挺身而出，务必对于革命党人有所贡献。

同时，自法国驻沪总领事以次，如公董局、警务处与巡捕房，一致有个默契，尽量拒绝满清和袁世凯政府不利于革命党人的要求，他们定了个不成文法，公然告诉革命党人：只要不藏军火，当可加以保护。

就在法大自鸣钟捕房里，黄金荣的学生，同时也是他手下的一名督察鲁锦臣，便是革命党同盟会的会员。

杜月笙和鲁锦臣很要好，鲁锦臣也觉得这个小伙子颇有可取之处。当他和黄老板同在法大马路聚宝楼上吃茶，一面会晤大小三光码子，亦即替包打听们通风报信，勾当公事的朋友。闲来无事，他也曾讲些革命党的宗旨和事迹给杜月笙听。和杜月笙同时成为鲁锦臣忠实听众的，还有绰号“闹天宫福生”的徐福生。

黄金荣二度进法捕房，老大宫给徐福生经营，不久徐福生奉师命将戏馆关掉，回到上海为老板效力，他这个人肚皮里多些墨水，于是在黄公馆跟杜月笙比较接近。两兄弟从鲁锦臣那边听来些国民革命的皮相之谈，在同孚里俨然成了专家。

鲁锦臣的启发产生了两重作用：其一，使他们对于革命党，有了热心与好奇的心理，自然而然地愿意和革命党人亲近。其二，黄老板不便露面，而必须和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或者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跑腿传话，每每总是派遣徐福生和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