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财政历史表明，宪政制度的演进是以议会争取制税权的斗争为起点的，在这个漫长、曲折和流血的过程中，最终主宰人类主流文明的宪政精神是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承袭着的。英国有一句谚语：“税收是代议制之母”。在15世纪之前，批准纳税几乎是议会唯一的职能，议会主要就是一个纳税人的会议，议会最初体现的也并非是什么民主理念，而是财产权作为对主权者约束在先的理念。所以，在任何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里，财政的实质就是议会中心主义，体现的是一种纳税人至上、王在法下的精神。促使英国向宪政民主体制发展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宪法性文件，都是在议会反对国王征税权的斗争中产生的，著名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也都是从纳税人的抗税运动开始的。

中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以来，皇权专制始终是传统政治的唯一核心。虽然为了维持庞大宗法体系内的和谐与平衡，这个制度在自我调整空间比较充裕的时候，也会对自身过分专制化的趋向加以一定抑制，有一些对君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手段，如议、封驳、台谏制度等。但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出的：“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自我抑制只能局限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其专制性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消除，相反会随着自身逻辑规定的方向恶性发展。宋代以后，皇权专制制度走向极端化，君权实现了其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制，相权被一分为三，进而在明代被取消，以“内阁大学士”代之。明代，皇帝之“敕”高于国家之“律”的制度特征发展到极端，顾炎武称之为“权乃移于法”。

在威严无比的皇权制度下，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所拥有的征税权是无限的，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制约，地方官员则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依靠从上至下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完成政治任务”式地征收，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有没有承受的能力，对纳税者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

中国的农民阶级从来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只有不能不承担的纳税义务如影相随。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代表专制皇权的各级官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只能“听天由命”。皇权专制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如欧洲的贵族领主）处于政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中国历史上称政府征收的赋税为“皇粮国税”，纳税者被称为“小民”、“平头百姓”，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其权利等都是这种思想和制度的反映。这种恶劣的、毫无生机和前途的制度严重破坏了社会再生产过程，构成对小农经济一种极大的杀伤，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的基本因素。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改朝换代并且社会动乱的周期越来越短，清晰地标志着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在走向极端的同时，也在一步步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

中、西方的制度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感慨不已。清末以来，中国亦有一百多年的宪政历史，却始终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制约政治权力的宪政之路。中国人引进民主理论的目的只是为了中国也像西方国家一样“船坚炮利”、经济繁荣。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宪政民主精神的内涵。这种先天不足的宪政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清末的立宪运动，并导致此后一次又一次向民主法治方向迈进的失败。

在中国语境中，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是统治者独掌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不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不用。而作为“法律中的法律”的宪法，也就变成了各部法律中最不像是“法”的东西——没有完整的法律规范形式，没有法律责任和违宪审查作为后盾，不能对社会生活起实质上的调整作用，而是对一些既定原则的承认，成为国家的政治宣言和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这种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然十分顽固，久久挥之不去，并突出反映在人们的财政观念上，认为财政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是为政府服务的。宪法中只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税法中只规定纳税人为单纯的“义务人”，而纳税人权利则几乎被完全忽略。政府是在征收和使用自己的钱，跟纳税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纳税人无权说三道四。法律工具主义之下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为了赋予统治者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和为统治者的决策提供合法性的机构而存在的，无法成为真正的财政、预算的立法机关（因为有更多的法律产生于人大之外），无法成为政府与纳税人利益进行交涉与协调的场所，无法发挥对国家法律秩序的监督与引导功能，因而也就无法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的税制和阳光的财政预算体制来。职能的软化和空泛化，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权力下的一种摆设和“表决机器”。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回答记者有关政府改革的提问时，突然提高声音说了以下将载入史册的话：“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是很少涉及的问题。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