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农民精心栽培下，亚洲的主要农作物水稻是所有谷类作物中最高产的。利用专门特别修建的水田进行灌溉，还有除草、施肥、收割等等，基本上都靠人力。水稻大概原产于东南亚的大陆部分，并最先在那里被驯化，之后较早传播到邻近的中国，稍后又推广到印度、朝鲜和日本。但直到公元头几个世纪，它才在亚洲农业中占了统治地位。种植水稻要求很高，特别是水；但是，凡能种水稻的地方，就能维持很多人的生活，当然也要雇用很多人。在较干燥的地区，如印度北部和中国北部，小麦基本上取代水稻成为主要谷物，不过小麦也能以集约种植而获得好收成。更贫瘠的地方则种小米、高粱和大麦；在东南亚则种植芋头、木薯、西谷米和香蕉作为谷物的补充。牲畜基本用于耕田和运输，其他用途的牲畜很少，猪、鸡和鸭则当成食腐动物喂养。这是因为，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谷类作物提供的食物比放牧牲畜或用农作物饲养牲畜所获得的食物多得多，而养活稠密人口的持续压力迫使人们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食物。于是，季风亚洲相应地被称为“素食文明”，因为它的主要食物是谷类和其他植物（包括品种繁多的蔬菜），肉食品减至最少。建筑物基本上使用木材、茅草、稻秆、麦秆和泥土，金属只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石头基本上只用于建造雄伟的宗教或官方建筑。

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季风亚洲成为一个基本共性多于差异性的地区，完全适合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和学习单元。当然，在语言和其他文化特征上——比如人们过去和现在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获取生活资料，他们如何相互影响，他们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他们仍在遵循着什么样的基本价值观——还是存在巨大差异。但如果考虑到辽阔的地域和人口的众多，考虑到大海和高山的阻隔，考虑到各个文化和社会在成熟之前的发展过程中缺少经常和密切的接触，那么季风亚洲各地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差异就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季风亚洲的国家和帝国都是坚实地建立在发展了集约型高效农业的农民基础上（他们负担了大部分赋税并输送了大量兵员），以及由官员和文人领导并运作的组织完善的社会基础之上，他们的价值观念为地位低微却数量庞大的人群所模仿，少数出身低微的人通过教育得以跻身精英阶层。由于季风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共有的家庭体系、亲属关系网和基本社会机构，乡村社会基本上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但它们也构成了建立和维护帝国的重要基础。

贸易则远远超出了村与村之间的规模，将相距遥远的大小地区联系起来了。在亚洲的四个主要次级地区之间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甚至实现了跨海贸易。但直到不久前，除日本外，贸易作为就业手段或财富来源，其重要性从未达到能与农业匹敌。每个亚洲地区都产生了富裕商人，他们往往支撑了辉煌的城市文化。但除了瘳瘳几个昙花一现的人物外，在现代之前，所有地方的商人都未曾取得政治上的权力或高位。所有这些亚洲社会，都始终由一群知识分子和其他通过某种形式的学习、再加上拥有土地以及经营作为万业根基的高效农业从而跻身显贵的人士所把持。在这些方面，亚洲主要文明之间也少有差别。基于这些因素，虽然季风亚洲面积为欧洲的两倍，它的语言和民族比欧洲多样而复杂，它的书面历史比欧洲更长，但季风亚洲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个至少能与欧洲并列的完整的文化和历史单元。

对季风亚洲的研究

欧洲各个社会和欧洲历史虽有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别，却无疑具有它们独有的同一性。我们一般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包括研究它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差别。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季风亚洲至少同样适用，但这样做的人比较少。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亚洲或亚洲史的了解比对欧洲的了解贫乏得多。随着认识和对亚洲的重视的提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已经集中精力学习了各种亚洲语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才能读懂它们的文献和记录；然后再用这些资料分别考察每个主要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这样做显然也是必要的，因为，比如说，懂汉语对于研究印度就少有用处，懂梵语或印地语对于研究日本也几乎无用。亚洲地域之广，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异之大，再加上它那独一无二的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更使大多数学者甚至学生不敢贸然尝试哪怕在初等水平上去理解关于亚洲的总问题。